立于三晋，寻觅华夏之根基

黄昏时分，山西运城的市民们喜欢在城南湖畔散步，享受凉爽的微风。远处群山云雾缭绕，湖面朦胧一片，隐隐传来咸咸的味道。湖水和岸边的交界处，漂浮着晶莹剔透的盐结晶，仿佛一个无边无际的盐湖，有着“中国死海”之称。

运城盐湖，就是史书中赫赫有名的河东盐池。

在盐税充盈国库的封建时代，河东盐池的税收曾经占据了唐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明代晋商的崛起，也离不开这座盐池。民国初期，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巨额借款合同中，盐税是重要担保条件，随后，运城盐池95%的税款流入了五国银行团。直到20世纪90年代，运城仍是中国最大的无机盐工业基地。

如今，平静的湖区已难以想象往日的波澜壮阔。4年前，盐湖停止了产盐，转而成为一个生态湖，运城盐湖的制盐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这段历史长达四五千年，几乎贯穿了中华文明史。

首都师范大学考古学者戴向明教授认为：“从夏商周到北宋，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主要集中在大中原地区的豫陕晋河谷平原。中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得益于广袤的沃土和丰富的渔猎资源，以运城盐湖为主的盐业收益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

要探寻中原文明的源头，就要回到这座盐池。

盐与铜

如今，盐湖边最具历史感的是湖岸几十米外的几座断续土堆。土堆底部露出整齐的砖墙，顶部长满了杂树。这是明朝修建的禁墙，环池长120里，目的是防止私人采盐。这种禁墙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运城因采盐而建，古称盐氏、监盐城、司盐城。如今的“运”字取自元朝的“运司”，意为将盐运往各地。

戴向明表示，有关河东池盐最早的记载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西周霸伯簋上，刻有“惟十又一月，井叔来盐，蔑霸伯历”的铭文，说明井叔受霸国派遣管理盐务，表明西周王室对盐池的重视。而王朝对盐业的管控由来已久，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商王室设立“卤小臣”管理盐务的记载。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高江涛表示：“现在来看，仰韶时代庙底沟文化时期，盐池就已经开始利用。到了陶寺文化时期就更明显了，陶寺人向南发展也与盐池有关。”可以推断盐池的利用历史至少有四五千年。

在距离盐池几十公里的夏县，考古学家也发现了一些盐。这座古城，或许就与盐有关。

在一片金黄的麦田里，考古学家发现了40多处圆形房屋遗址，它们直径可达10余米。这些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其用途一直众说纷纭。

最近，考古学者通过分析这些遗址的土壤样本，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钠离子、钙离子、氯离子、硫酸根离子，与现代盐池地表土壤样本的分析结果非常一致。一个结论浮出水面：这些圆形建筑很可能是商朝时期的盐仓。

这些建筑位于山西省夏县东下冯遗址，是晋南地区的重要遗址之一。关于这些圆形建筑的功能，还有一种说法。根据计算，如果这些盐仓都装满盐，总量可达1.2万吨。但当时是否需要如此多的盐，生产规模是否能达到如此之大，仍然存在疑问。

2019年，河南省偃师商城遗址也发现了一批形状相似的圆形仓房，数量多达100座，它们被认为是国家的粮仓。

东下冯遗址的发掘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所长崔俊俊表示：“这些圆形建筑可能是粮仓，也可能是盐仓，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

自2020年起，沉寂了40多年的东下冯遗址再次进行发掘，旨在揭示其历史面貌，探索晋南地区与夏商王朝的关系，以及夏商政权更迭等问题。去年，遗址中发现了重大发现：数千块铜矿石和炼渣埋藏在地下。这些文物属于夏朝晚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在此地建立炉灶，冶炼铜器。

东下冯遗址位于中条山脚下，而中条山盛产铜矿，当地至今仍有冶金企业。在东下冯人生活的时代，不远处的洛阳盆地里，二里头王朝正在崛起。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晚期都城。晋南和豫西隔山相望，中条山的铜矿和河东盐池的盐都是维持王朝统治的战略资源，因此东下冯很可能成为夏商王朝控制这些资源的桥头堡。

崔俊俊认为，商朝对东下冯的控制十分明显，例如，东下冯出土的日常用品与商朝都城出土的几乎相同，可以说东下冯是商朝在西北方向的属地。而夏王朝与东下冯的关系可能时而结盟，时而对抗。作为夏商王朝中心以西的聚落，东下冯保留着夏商政权更迭的痕迹，就像一个微缩的切口，反映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过去我们一直关注河南地区的夏商分界，比如二里头、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等。但似乎已经陷入瓶颈，难以取得新进展。”崔俊俊说，像东下冯这样的周边遗址，可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线索。

商朝时期，晋南地区有多座城池，东下冯遗址、西吴壁遗址和垣曲商城遗址是其中三个重要遗址。2018年开始发掘的西吴壁遗址，直接找到了夏商时期冶炼铜器的场所。

西吴壁冶铜遗址活跃于公元前1600余年至公元前1200余年之间，对应于历史记载中的夏末商初时期。夏商遗迹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故宫的面积，与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的青铜产业规模相符，可以视为当时一个规模庞大的重工业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