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田集成灶出现E8故障（奥田集成灶出现e8故障怎么处理）

1.不洗不黑客观说！集成灶在安全上有啥真功夫

最近常常听到有人谈论集成灶，不仅仅是因为一年中“金九银十”的装修季已经到来，更因为集成灶的火爆使其成为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说：集成灶吸油烟效果好；有人说：集成灶蒸烤功能实用……但伴随着美誉，总有不一样的声音背道而驰，看到这些，不了解集成灶的朋友就开始揣测：集成灶真有这么好？集成灶功能实用吗？而其中集成灶的安全防护也成了关注的重点，面对扑面而来的网络信息，今天我想客观说下，针对水火电气密集分布的厨房，集成灶在安全方面到底做了多少措施。

一、燃气泄露保护

在厨房，燃气的泄露是最可怕的，在夹杂着火和电的环境，一旦燃气发生泄露，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传统灶具虽然也会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并不会像集成灶一样，联动油烟机、灶具去进行危险的规避。那么，集成灶是如何做到的呢。

集成灶的燃气泄露保护装置主要位于机器的灶具台面内侧，我们称其为“气敏探头”，装置的敏感度直接影响到检测的灵敏度。像火星人集成灶的气敏探头一旦检测到异味，就会自动切断气源，显示“E8”代码预警，并启动烟机排气以达到室内换气的目的。如果是新房装修，屋内存在甲醛，也会出现机器预警的情况，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新房是否可以入住的一个判断方法。

再者，如果灶具火焰意外熄灭，进气管中的燃气得不到燃烧就会释放在室内，也会存在燃气泄露的风险。针对此处，集成灶常常设置热电偶熄火保护装置对开阀和闭阀做一个现场检测，装置的感温探头被加热后会产生一个微电流，通过线圈电磁感应原理产生吸力，将元件吸起来，气路就通了，此时就是正常供气。而如果意外熄火，热电偶熄火保护装置的感温探头温度就会下降，产生的微电流减弱或消失，没有电流通过线圈吸力就会消失，元件就会复位，气路就被断开了，避免了未燃气体继续泄漏。

二、防爆保护

从材质上来分，集成灶有不锈钢台面款和钢化玻璃台面款，两者相比，钢化玻璃台面款凭借高颜值获得一众消费者的喜爱，成为市面上的主力集成灶销售款式。不过，大多数人除了喜欢，伴随的还有隐隐的担忧，担心玻璃爆裂，担心安全问题，事实上，这都大可不必。

首先钢化玻璃确实有一定的爆裂率，但概率极其低。同时集成灶的合格合规标准也已经被纳入国标中，能够出厂的产品都可以安心使用。其实，玻璃的裂都是由于受热不均和受力不均导致的，针对这一点，火星人集成灶曾经做过两个暴力测试，用232℃的金属液体，直接倒在面板上，20秒后再倒上常温水，用极端测试模拟日常使用，测试后玻璃完好无损，日常使用的强度自然就不用担心。同时还将台面从高处跌落，亦无破损。由此可见，集成灶的防爆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三、防火墙保护

集成灶有四重油烟分离，经过烟道后，烟排出室外，油流入底部油盒，但保不齐会有少量的油黏在集成灶烟道内壁。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在集成灶的烟道机头与下柜连接处，有两根感温探针被安排其中，分别对应两个灶眼。当感温探针感应到有火焰吸入或者温度过高超过阈值，就会在几秒内自动切断气源。

四、隔热防烫保护

在集成灶下柜的蒸烤一体箱运行过程中，箱内温度最高可达230℃，超过了人体可承受的温度范围，因此，在箱门的防烫设计上更为考究。

首先，蒸烤一体箱的箱门在设计上特别采用了三层玻璃，内部两层为LOW-E热反射玻璃，外部层隔热玻璃。在功效上，三层玻璃分别各司其职：内层反射、中层隔热、外层冷却。这里分享一个判断几层玻璃的小技巧：用手机手电筒朝蒸烤箱照光，箱门上映出几个点就是几层玻璃，目前市面上三层已经是顶配。

当然除了物理隔热之外，火星人集成灶也自带了高速流体冷却系统，通过风机系统产生的强大负压，柜门上、下主动进风，实现柜门外玻璃快速散热冷却，以达到防烫的效果。

五、电路过载保护

用电和用气、用火一样，需要注意安全，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集成灶在用电方面的保护，也十分到位，这与集成灶电源板的保险丝息息相关。电压首先经过的就是这个保险丝，一旦瞬间电压过大，就会熔断保险丝切断电路，防止烧坏机器内部的零部件，以及其他意外发生。

当然，除了以上五项安全保护之外，集成灶还具备童锁保护、蒸汽后排保护、加热盘防干烧保护等安全措施，真正让厨房生活更加省心、安心。

2.二战中国王牌飞行员的飞机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Aircraft of the ACEs系列第126号：民国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A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原作者Raymond Cheung，绘图Mark Postlethwaite和Chris Davey。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1:可能由朱斌候（Etienne Tsu,）中士驾驶的涂有带字母“T”的黑色圆盘的白色纽波特（Nieuport）17型飞机，，第37飞行小队，法国卡其（法国皮卡第地区一小镇名，译者注），1916年7月

第37飞行小队的飞行员将他们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涂成白色画在飞机一侧的黑色圆盘上。1916年7月10日，地面观察员发现朱斌候中士攻击的一架德国飞机被敌后坠毁，这被认为是他的战绩，这也被认为是中国飞行员取得的第一次空中胜利。朱斌候获得了三次确认的胜利——两架飞机和一个观测气球。一些人认为他是王牌，因为他还有两次使敌方“迫降”的记录。

2:大队指挥官高志航中校驾驶的寇蒂斯（Curtiss）“霍克”III型“IV-1”号飞机，第4驱逐机大队，笕桥，1937年8月

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整体漆成橄榄绿色，上面的国家标志包括了机翼上下表面的蓝色圆盘，蓝色圆盘上绘有带12个尖头的白色太阳。尾舵上有12道剑条，6道白色，6道蓝色。机身两侧绘有巨大的白色编号，而“IV-1”代表的是第4驱逐机大队的第1号“霍克”III型飞机。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志航中校在1937年8月14日杭州笕桥机场附近取得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第一次空战胜利。被他击落的是鹿屋航空队的一架三菱G3M型轰炸机。随后，1937年9月19日，毛瀛初上尉驾驶这架飞机在南京上空击落了三架爱知D1A1式俯冲轰炸机。“IV-1”号飞机在1938年1月4日被日本海军航空队的 A5M型战斗机击落于汉口上空。这张侧视图显示了“霍克”III型飞机的原始配置，包括炸弹架、副油箱和导航灯。1937年10月在高志航中校的建议下，所有这些配置都被拆卸下来以减轻重量。

3:柳哲生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102号飞机，第4驱逐机大队第21驱逐机中队，笕桥，1937年8月

1937年8月14日，柳哲生不顾恶劣的天气和第4驱逐机大队的其他队员一起从周家口飞往笕桥。他们正在加油时，收到了日本飞机接近的消息。柳哲生和他的上级，第21中队的指挥官李桂丹上尉以及王文华（骅）中尉一起架机起飞。在机场西侧巡逻飞行时，他们遇到了三架从西方接近过来的鹿屋航空队三菱G3M型轰炸机。柳哲生同战友们一起击落了第3飞行小队的G3M型轰炸机的3号机。第二天，他还参与了击落来自加贺号航母上的一架B2M型攻击机的行动，尽管这次战斗中2102号机的燃料箱被敌机的反击炮火击中，但柳哲生还是设法将飞机迫降在了附近的桥市（音）机场。不久之后，第2中队的B2M型攻击机飞临机场上空，随后对机场进行了轰炸。当炸弹开始坠落时，柳哲生刚刚离开他的飞机，而当他卧倒在地时，其中一枚炸弹正好在他附近爆炸。幸运的是，2102号机没有遭受进一步的损害，而柳哲生也毫发无损。

4:乐以琴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204号机，第4驱逐机大队第22驱逐机中队，笕桥，1937年8月

作为长机的乐以琴在1937年8月15日的战斗中驾驶了这架飞机，此战中乐声称有4架加贺号航母上的B2M型攻击机被击落。官方的报道中没有关于乐以琴在这次行动中的具体细节，但是根据他的队员们的口述，他曾经利用云层掩护追踪他的猎物，并在它们接近笕桥机场时击落了其中2架B2M型攻击机。当敌机掉头向航母方向返航时，乐以琴继续他的追击，并声称在钱塘江上空击落了另外的2架敌机。据信，乐以琴还在1937年8月21日驾驶2204号机击落了一等兵曹矢野茂（音）驾驶的E8N型水上飞机。1937年12月14日，在南昌上空的空战中，2204号飞机面对了第13航空大队的8架A5M型战斗机并惨遭击落。第5驱逐机大队的5架经过修补的“霍克”III型飞机此时飞到南昌进行防空作战，而中国空军也在等待布拉格韦申斯基所率领的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到来。一次日本帝国海军航空兵的突袭让这5架刚刚抵达南昌的“霍克”III型飞机暴露了，于是所有5架飞机紧急升空——两名中国飞行员作为长机，其他三架则由外国志愿飞行员驾驶的。战斗中，高清晨（音）中尉驾驶的2109号机和他带领的法国飞行员奥莫·普瓦福尔（Omer Poivre）和澳大利亚飞行员罗伯特·怀特海德（Robert Whitehead）所分别驾驶的2204号和2205号飞机均被击落，高清晨跳伞生还，而普法福尔战死，怀特海德负伤。另一架长机飞行员杨晴舫中尉驾驶的2309号机也被击落，杨晴舫牺牲殉国。只有德国裔美国飞行员弗里茨·克罗伊茨贝格（FritzKreuzberg）设法安全返航。

5:袁葆康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404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4驱逐机中队，扬州，1937年10月

1937年8月21日，木更津航空队发动了对第5驱逐机大队所驻扎的扬州机场的一次拂晓进攻。当该航空队的第5中队轰炸扬州时，其第4中队则开始以附近的浦口机场为目标展开进攻。袁葆康驾驶2404号机从扬州机场起飞并很快咬住了第4中队的飞机，进而击落了其3号机——一架九式攻击机（G3M攻击机的原型机，译者注）。10月初，为了减轻重量，2404号飞机拆下了导航灯、炸弹架和辅助油箱。在1937年10月12日上午的行动中，作为4架“霍克”III型飞机编队的一员，袁葆康再次驾驶2404号机起飞，拦截了两架来自神威号水上飞机航母上的E8N型飞机。南部中尉所驾驶的长机被击中起火，但他一直设法将飞机掉头以便与袁葆康驾驶的飞机正面相撞。2404号飞机最后与E8N飞机相撞失去了左下翼和部分左上翼，尾翼也同样受损，而E8N飞机则在烈焰中坠毁。袁葆康最终强行迫降在江阴城郊外的一处田地里。

6:中队指挥官刘粹刚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407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4驱逐机中队，扬州，1937年10月

刘粹刚被指定驾驶2401号飞机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1937年9月13日，姚杰中尉驾驶这架飞机在执行完一次对地攻击任务之后，在迫降时造成飞机受损。那之后不久，第4驱逐机大队北上去接收苏联飞机，而第24和第25中队则留下负责保卫南京。由于此时可用的“霍克”III型飞机非常之少，飞行员们开始更加定期轮流驾驶飞机。2407号飞机成为了刘粹刚定期使用的飞机，在10月份它进行了减重改装。当月12日，刘在南京中华门的正上方击落了日军第13号航空大队的一架A5M型战斗机。被围困的南京守军和市民们目睹了这一场史诗般的空战并且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仅仅13天后，刘粹刚就因为驾驶这架飞机遭遇飞行事故而丧生。

7:中队副指挥官陈瑞钿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型2804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8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8月

1937年8月15日和16日的南京保卫战期间，绰号“阿陈”的陈瑞钿驾驶这架过时的“霍克”II型飞机协助击落了一架G3M型轰炸机并击伤了另外两架。虽然陈瑞钿记不清他当时所驾驶的“霍克”II型飞机的编号，但他提到的一件事曾证明了这架飞机的编号是2804号。在8月16日句容上空的战斗中，因为遭到敌机反击，陈瑞钿被迫驾驶飞机在嘉兴迫降。“霍克”II型飞机很难在速度上追上G3M型轰炸机，所以战斗中陈瑞钿曾设法将轰炸机驱赶到太湖上空，并以零度角咬住轰炸机尾部，但这也他成为日军轰炸机的机枪手很容易瞄准的目标。所以那之后，陈瑞钿要求中国空军的武器顾问Sebie Smith为他的“霍克”II型飞机寻找一挺0.50口径的机枪。虽然机枪得到了及时的安装，但此时陈已经被派到韶关负责测试刚从装配线下线交货的“霍克”III型飞机，因此没有机会驾驶这架改装的飞机。火力升级的2804号和第28驱逐机中队的剩余飞机被派往北方的太原并成为少数几架幸存下来的“霍克”II型飞机。10月1日，它再度转战到汉口。当天晚上空袭警报响起，暂编第34驱逐机中队的飞行员——大部分是刚从学院毕业的学员——驾驶他们能找到的每一架“霍克”II飞机紧急起飞，其中一名学员彭周驾驶了这架火力加强的“霍克”II飞机升空，并击落了一架双引擎轰炸机。不幸的是，这是中国空军第19轰炸机中队的一架前广东空军的He 111A型轰炸机。轰炸机上幸存的机组人员怒气冲天，威胁要开枪打死这名飞行员。

一开始，他们拒绝接受彭周少尉作为新飞行员缺乏经验的解释，他们不相信他能单独一个人击落一架重型轰炸机。然而，对所有“霍克”II型飞机的检查表明只有2804号飞机开了火。彭周碰巧还是广东人，这点可能说服了那些He 111A轰炸机上的幸存者这次事件并非中央空军的蓄意袭击。尽管如此，彭还是被逮捕并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因为事业毁于一旦，他后来加入了汪精卫卖国政府的空军。战后，彭被逮捕并以叛国罪被处决。

8:中队指挥官黄泮扬上尉驾驶的波音281型1701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8月

1937年8月16日在南京附近的句容机场上空进行的战斗中，黄泮扬驾驶了这架飞机。波音战斗机引擎的快速启动能力使得黄的1701号机可以立即升空，而此时，鹿屋航空队的领头小队刚好飞到头顶。几分钟后，黄泮扬就击落了领头的那架由新田少佐驾驶的G3M型轰炸机，并击伤了小队的2号轰炸机。随后，黄冲向了一号小队的机队并潜入到其二号机下方，从而从下方将其击落。这架G3M型轰炸机被击中起火并在燃着烈焰坠毁在句容机场南部，机上携带的两枚550磅炸弹也随之爆炸。1937年9月19日，1701号飞机在南京上空的大规模空战中被击落。飞行员刘兰清中尉虽然成功跳伞，但在降落过程中因遭到三架E8N飞机的扫射而遇害。

9:中队副指挥官“水牛”黄新瑞上尉驾驶的波音281型1703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8月

1937年8月15日，“水牛”黄新瑞驾驶的1703号机帮助击落了木更津航空队第3中队的4号G3M型轰炸机。经证实这是第一架在南京上空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不过，因为机炮的电池故障，黄新瑞错过了驾驶这架飞机在第二天再次取得胜利的机会。于是，“水牛”只能将这架已经受创的G3M型轰炸机一路从句容驱赶到了上海附近的苏州。1937年9月19日，黄新瑞去援助他的僚机时，僚机被击落，飞行员刘兰清中尉在伞降过程中遭到敌机的扫射。第13航空队的一架A5M型战斗机从左侧攻击并击中了1703号飞机，黄新瑞左手受伤，由于这架波音飞机失去控制，黄最终被迫跳伞逃生。

10:中队指挥官黄泮扬上尉驾驶的波音281型1706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9月

1937年9月19日，指定黄泮扬上尉驾驶的1701号飞机由另一名飞行员驾驶并被击落，那之后，在南京保卫战的剩余时间里，他改为驾驶的这架飞机。1937年10月12日，还是在南京上空，黄泮扬击落了一架A5M型战斗机，但他也被其他A5M型战斗机击中并第一次受伤。1706号战机在南京之战中幸存下来并在10月29日与第17中队的飞行员和地面勤务人员一起撤退到了汉口；这时，该中队已经被编入了第5驱逐机大队。黄在负责监督新装备苏联飞机的第5驱逐机大队的重建时仍继续驾驶这架飞机。12月3日，黄驾驶1706号飞机从汉口飞往南京，在那里他转飞霍克75型验证飞机，并在上海上空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完成这次飞行后，黄泮扬驾驶1706号飞机回到汉口，后来由于缺少零部件，这架飞机被迫停飞。

11:岑泽鎏中尉驾驶的菲亚特CR.32型806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8驱逐机中队，南京，1937年9月

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期间，岑泽鎏定期驾驶这种罕见的战斗机，而806号机是战争爆发时仍在中国空军服役的5架预生产系列CR.32型战斗机中的一架。8月15日，他和驾驶长机（808号）的哈利·洛（Harry Low）中尉在南京上空重创了吉田中尉驾驶的九式攻击机，而吉田中尉是木更津航空队第5中队的指挥官，他设法只靠一台发动机将自己的座驾飞回到了位于济州岛的基地。有两架CR.32型飞机在这次行动中负伤，之后的战斗中再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在9月19日的南京空战中，剩下的三架战机损失了两架，其中也包括驾驶它们的飞行员（哈利·洛中尉和蔡志昌中尉）。然而，806号机参加了在南京上空的几乎每一场战斗，要么由岑泽鎏，要么由第8驱逐机中队的指挥官陈有维上尉驾驶。10月29日，806号被疏散到汉口，值得注意的是，它一直在汉口前线服役到1938年1月。CR.32的高机动性使其成为中国的经验丰富飞行员的最爱，这也可能是806号机即使面对非常不利的条件仍能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经验丰富的Chow,Ting-fang上尉在1月4日这架飞机最后一次飞行中驾驶它在汉口上空独战三架A5M型战斗机，之后它躲入了一片云里。这架战斗机机身上的宽白条是在两广对峙时期画上去的，抗战爆发后它被涂掉了。

12:第1飞行训练中队中岛九一式288号机，广西空军，1936年机身的三角形徽章和机尾的8条剑条是这架九一式飞机的外观特征，而后者还是广西空军的标志，因为中国中央空军的飞机的机尾采用12条剑条。这架飞机隶属于第1飞行训练中队，朱嘉勋这位曾经在广西空军服役的飞行员有可能驾驶过它，而他也是广西空军唯一的一位王牌飞行员。288号飞机被认为是来自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序列。广西空军的飞机在机翼上有中国的国家标志，也就是青天白日图案。不过广西空军机尾上的蓝白相间剑条不是12条而是8条。在1936年与中央政府的对抗中，飞机上添加了黑色三角形徽章以便与中央空军的飞机相区分。在被纳入中央空军后，广西空军的飞机整体被重新粉刷成标准的橄榄绿色，并加上了机身侧面大号的白色编号。九一式战斗机在抗战爆发后仍然非常活跃，这其中包括了编号为505、506和507的三架飞机。

13:由罗英德中尉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6 5型82号机（P字头序列号未知），苏联志愿航空队，汉口，1938年1月

罗英德作为联络官在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官为阿列克谢·S·布拉戈韦申斯基）服役时驾驶了这架飞机。1938年1月7日，他驾驶这架飞机在南昌上空击落了第12航空队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潮田良平中尉所驾驶的飞机。中国空军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出现过一张被认为是来自布拉戈韦申斯基的航空队的I-16飞机的照片，而该文的作者正是罗英德。照片中战斗机的彩色涂装如图所示：深绿色机身加浅蓝色机腹以及黑色的机头。机身侧面的数字编号是白色的。罗英德在与本书作者的书信中还指出他在这次行动中驾驶的飞机编号为“82”。据报道，为了方便空中识别，布拉戈韦申斯基下令在他的航空队的飞机侧面画上大号数字，但有趣的是，此时的中国空军刚开始转而使用较小不太显眼的数字。

14:由柳哲生中尉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6 5型P-2105/P-5360号机, 第4驱逐机大队第21驱逐机中队，汉口，1938年2月

柳哲生在1938年初的汉口保卫战中驾驶了这架战斗机。这架飞机的特写照片显示它在垂直尾翼上采用了新的较小的中队飞机编号“2105”以及序列编号P-5360。机鼻部位为绿色而非黑色——俄国人的资料显示一些在莫斯科39工厂生产的I-16飞机原来采用的是黑色整流罩，但在兰州交付中国空军之前被重新涂成了绿色。在1938年的武汉上空，柳哲生声称获得了一次单独和两次合作的空战胜利，而那些失败者都是令人生畏的A5M型战斗机。

15:大队指挥官黄泮扬少校驾驶的格洛斯特角斗士I型2909号机，南雄，1938年6月

这架角斗士I型飞机最初在1938年初隶属于驻扎广州天河机场的第5驱逐机大队。当这些英国战斗机第一次交付时，机身侧面装饰着如图所示的巨大数字编号。1938年2月24日在南雄机场上空的战斗中，2909号飞机遭遇严重的燃油泄漏，并且在地面上遭到E7N水上轰炸机所投掷的炸弹的破坏。1938年6月16日，经过维修之后的2909号机加入到了南雄机场附近发生的空战中，驾驶它的第5驱逐机大队指挥官黄泮扬少校声称他目击到自己击中了高雄航空队的一架G3M型轰炸机上的炸弹并使其爆炸。爆炸摧毁了这架长机，并导致两架僚机受损。绰号“阿陈”的陈瑞钿上尉则将这两架受损的G3M型轰炸机击落。

16:陈瑞钿上尉驾驶的格洛斯特角斗士I型2809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8驱逐机中队，汉口，1938年8月

1938年8月3日，“阿陈”所驾驶的这架战斗机在汉口上空遭到了第15航空队的一架A5M型战斗机的攻击。1938年末，中国空军所有幸存的角斗士飞机机身侧面的巨大数字编号都被垂直尾翼上较小的编号取代。这架飞机还可能是陈上尉在1938年6月16日于南雄击落两架G3M型轰炸机时驾驶的那架飞机。官方记录显示，他的飞机的编号为2808号，但其他的记录则显示2808号飞机已经在早些时候的行动中被击落了。中国的角斗士飞机最初被枪管阻塞问题所困扰，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由于使用了从比利时购买的一批劣质（也可能是旧的）弹药造成的。后来，陈瑞钿驾驶飞机时（据信是2809号）还遭遇了另一个严重的弹药问题。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在衡阳机场，陈瑞钿发现露天停放的角斗士飞机的机炮凹槽冒着烟。这些机炮装满了燃烧弹，其中一些产生了磷泄漏并着火了。地面机组人员迅速行动从火灾中拯救了这架珍贵的飞机。然而，一些弹药完全报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7:朱嘉勋上尉驾驶的格洛斯特角斗士I型3201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32驱逐机中队，南雄，1938年8月

朱嘉勋上尉声称1938年8月30日他在南雄机场上空飞行时击落了两架加贺号航母上的A5M型战斗机。第32驱逐机中队（原广西空军的部队）在1938年用角斗士飞机替换了他们的中岛九一式战斗机，因此他们也成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接受该型飞机的中国空军飞行中队。在8月30日漫长的战斗之后，包括朱嘉勋所驾驶的飞机在内，三架角斗士飞机都耗尽了燃料并在迫降时受损。因为没有可以替换的飞机以及日本封锁造成的维修物资的缺乏，到了1939年年中，中国空军的角斗士飞机机队只剩下3架还可以执行作战任务，这3架飞机都被分配给了第32中队。虽然其中两架在1939年12月27日的昆仑关之战中失事，但根据中国空军的记录，剩下的那架角斗士飞机仍然坚持战斗到了1941年。

18:由安东·A·古本科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5bis型P-3904号机，苏联志愿航空队第39驱逐机中队，南昌，1938年4月

在中国空军的记录中很少有关于苏联志愿部队的信息，他们通常被称为“俄罗斯驱逐机团”或“俄罗斯轰炸机团”。然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有关记录填补了一些空白。7次空战胜利的王牌，同时也是西班牙内战的老兵安东•古本科（Anton Gubenko）描述说他驾驶的飞机的编号是3904——这是中国人的做法，即该数字是中队的编号加飞机编号的组合。1937年，中国空军的中队数量增加到35个，而数字41后来分配给了一支法国志愿部队。似乎36到40号被分配给了俄国人的部队，其中38到40号由“俄罗斯驱逐机团”的三个中队来使用。

19:中队指挥官岑泽鎏少校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5bis型P-7188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兰州，1939年夏

作为中队指挥官，岑泽鎏通常会被分配到一架指定他个人驾驶的飞机，它有可能就是P-1701号机。不幸的是，没有这架飞机的照片保留下来，因此，这架P-7188号飞机的侧视图代表了这段时间该中队飞机的外观：机腹的蓝色延伸到了发动机整流罩位置。发动机整流罩上的汉字“暹羅”表彰了捐钱购买这架飞机的暹罗（泰国）华人社区。

20:由柳哲生中尉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5bis型2109/P-7163号机，第4驱逐机大队第21驱逐机中队，广阳坝，1939年7月

1939年夏天的重庆保卫战期间，柳哲生驾驶的就是这架飞机。机鼻部位的汉字“檀香山華僑”是为了表彰了捐款支援购买这架飞机的火奴鲁鲁华人社区。注意起落架的护脚已经被拆掉了以防止泥污的淤积。柳哲生宣称他在1939年5月和7月在重庆上空的空战中驾驶这架飞机取得了胜利。1939年9月1日晚至2日凌晨的一次夜袭中，2109号机被摧毁于地面。柳哲生的僚机驾驶员李树光（音）中尉在晚上10点15分驾驶这架飞机起飞，他被命令在晚上11点45分返回广阳坝机场加油。20分钟后，当日本轰炸机终于到达该地区时，李得到再次起飞的指示，但不幸的是，2109号的发动机无法启动，并毁于随后的轰炸中。

21:岑泽鎏上尉驾驶的德瓦蒂纳D.510型P-5921号，第5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昆明，1939年11月

1939年11月4日，当飞行到成都上空时，岑上尉击落了第13航空队的指挥官奥田大佐驾驶的长机。不过，P-5921号机同时遭受到敌机的开火反击从而受创迫降。第17中队接受的D.510型飞机最初是属于第41驱逐机中队，并由法国雇佣兵们所驾驶的。当第41中队在1938年年中解散之后，D.510型飞机转到中国空军学院名下作为高级教练机来使用。这一时期，学校迁址到偏远省份云南的首府昆明。在空军学院中，很多D.510型飞机保留了“41”开头的机身侧面编号。当日本海军航空兵从1938年9月开始展开偷袭昆明的行动之后，可以看到在一些行动中学院学员们驾驶这些飞机迎战。在这些行动中，人们发现这种战斗机的伊斯帕诺（Hispano）H404型机炮在俯冲射击时非常容易卡壳，这是因为垂直弹鼓里安装的弹簧强度不够，不足以保证在俯冲的“负重力”条件下持续供弹。第17驱逐机中队接受P-5921号飞机时，机身侧面原有的数字编号被涂掉了。另外，也有记录显示以17开头的中队系列编号展示在飞机上。

22:副中队指挥官周志开上尉驾驶的共和P-43A“枪骑兵”战斗机2401/P12083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4战斗机中队，恩施，1942年10月

1942年10月，周志开在南昌城附近驾驶这架飞机击落一架高空飞行的日本陆军航空兵的 Ki46 III型“戴娜”侦察机。这是中国飞行员驾驶新型的P-43A型战斗机首次取得确认的胜利。在P-38“闪电”战斗机到来之前，配备涡轮增压器的“枪骑兵”是在中国战场上唯一一种可以追上高空飞行的“戴娜”侦察机的盟军飞机。P-43A型飞机在交付时涂装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原始颜色，然后涂装了中国空军的标准徽记，其中包括了机翼上的国徽，机身侧面的小号飞机数字编号以及垂直尾翼上的序列号。照片证据显示一些中国的P-43A型飞机最初在垂直尾翼上并没有采用蓝白剑条涂装。

23:中队指挥官高又新上尉驾驶的共和P-43A“枪骑兵”战斗机2101/P12012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1战斗机中队，恩施，1943年末常德防御战中，高又新发现自己驾驶P-12012号飞机时无数次地处于最激烈的战斗中。由于相关记录的不完整，我们只能推测这架飞机机身侧面的数字编号是2101——该中队指挥官的机尾数字编号通常就是2101。在第一批交付中国空军的P-40E型战斗机中，P字头编号的11001号到11007号被分配到第4驱逐机大队总部（“IV-1”号到“IV-7”号），而P-11012号机是第22驱逐机中队的2201号机。最初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的7架P-43A型飞机在1942年转交到中国空军手中。根据P-40E飞机的编号方式，P-43A飞机的P-12012号可能对应的编号为2101。从1942年开始，交付给中国空军的125架“枪骑兵”中，有许多在服役不久就出现了油箱泄漏问题。泄漏的燃油接触到涡轮增压器及增压器炽热的排气管时经常会引发灾难性的火灾。事实上，第4驱逐机大队的指挥官郑少宇中校就是因为这一缺陷引发的一次空中起火丧生的。包括这次事故在内的多次事故让P-43A飞机在中国空军内部声名狼藉。燃料箱泄漏的问题通过现场修复得以缓解，但从未完全消除。不过，高又新和周志开在战斗中的成功帮助中国飞行员恢复了对这类飞机的信心。

24:臧锡兰中尉驾驶的寇蒂斯P-40K“战鹰”战斗机2304/P-11029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3战斗机中队，凉山，1943年5月

1943年5月31日，在荆门机场上空，臧锡兰驾驶这架战斗机击落了一架尾追约翰·拉里森（John R Alison）少校驾驶的P-40E战斗机的日本Ki-44战斗机（来自第33中队），臧锡兰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的银星勋章。第4战斗机大队接收的第一架P-40战机都具有这样的朴素外观——上表面为绿色，机腹为灰色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涂装，除了机翼上的国徽之外没有其他标记，机身侧采用了缩小的编号，垂直尾翼上带有小号的序列号数字。在1943年中期，第23战斗机中队还没有任何一架飞机尾部有蓝白剑条涂装。在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上的个性化标记实际上是未知的。事实上，使用这样的标记会被看作是“污损政府财产”。

25:谭鲲中尉驾驶的寇蒂斯P-40N“战鹰”战斗机665/P-11156号，第3战斗机大队第7战斗机中队，安康，1944年5月

在这架飞机上可以看到中美混合团所鼓励使用的“鲨鱼嘴”涂装。中国飞行员也被允许在他们的飞机上写上他们个人的绰号，当然没有照片或文字描述记载了有哪些这样的绰号涂在了665号机上。1944年5月11日，谭鲲驾驶这架飞机取得了得到确认的胜利。而王光复自己的663号机因一次事故受损后，他也开始驾驶665号机并执飞了多次任务。

26:王光复中尉驾驶的寇蒂斯P-40N“战鹰”战斗机663/P-11151号，第3战斗机大队第7战斗机中队，安康，1944年5月

机首位置的中国字“太公令”是第7中队指挥官徐吉骧给这架飞机起的绰号，同时他也驾驶过这架飞机。所谓“太公令”，是指中国神团中最老资格的神——太公给其他神仙发布的命令。最初，人们认为这几个字是白色的，但最近更详细的研究表明，这几个字可能并非机身和机尾上的数字所使用的白色而是黄色。

27:乔无遏上尉驾驶的寇蒂斯P-40N“战鹰”战斗机751号，第5战斗机大队第29战斗机中队，芷江，1945年1月这架飞机是指定给“佛瑞德”乔无遏上尉驾驶的，但王牌飞行员冷培澍中尉偶尔也驾驶它。这架飞机是1945年年初该中队飞机外观的代表。中文绰号出现在机头一侧位置——即白色“太歲”字样，它指的是中国神话中的60位“天将军”。另一架P-40N飞机的绰号是“天马”，也就是中国神话中天帝所骑的飞马。据乔无遏回忆说，为了减少阻力，飞机在打磨抛光机身时会非常小心。1945年1月21日，751号飞机在准备轰炸和扫射衡阳附近目标时被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乔扔掉了机载炸弹，成功地躲过了日机的两次攻击，但之后被第三次攻击击中。随后，751号飞机中弹起火，而乔无遏的下颚也受了伤，万幸的是他最终从日军战线后方逃了回来，并被“中美合作组织突击队”的中国队员发现送到了美国海军医生手里，医生为他治疗了伤口。751号飞机被击落三周后，乔无遏设法返回到芷江机场并继续执行任务。

28:冷培澍中尉驾驶的北美公司P-51D“野马”756号机，第5战斗机大队第29战斗机中队，芷江，1945年6月

1945年6月26日, 756号飞机在湖南省岳阳附近扫射日军补给仓库时被地面炮火击中。在被迫在敌占区跳伞之后，在当地农民和官员的帮忙隐藏下，冷培澍设法躲过了日本巡逻队的追捕，第二个月，他设法回到了芷江。作为报复，日本人逮捕并处决了帮助隐藏冷的当地官员的老母亲。他的“野马”战机在失事之前没有绘制任何特殊的标记。不过，到战争结束时，第5战斗机大队的大多数P-51战斗机都在机头位置绘上了“鲨鱼头”涂装，而在驾驶舱下方的机身上则绘制了战斧加艺术化的数字“5”图案的第5大队的徽章。

29:共和F-84G“闪电”51-16657/F.84130号机，第1战斗机联队第1战斗机大队第1战斗机中队，台南，1955年这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上展示着当时的第1战斗机中队的标志，这和挪威国旗的样子很相似！中心的十字架是黑色的带白边，底色则是红色，它被称为“铁十字”徽章。根据中队的传说，这种徽章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杰出表现。1954年，第1战斗机联队换装F-84G战斗机时，臧锡兰担任该联队的指挥官。起初，国民党空军的F-84战斗机保留了它们的美国空军机身编号（buzz numbers），但很快它被黑色大号的国军飞机序列号的后三位数字取代。1955年7月4日，当臧锡兰上校率领第1战斗机中队的F-84G型战斗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在马祖群岛北部发生冲突时，大多数第1战斗机联队的闪电飞机都应该已经涂装上了国民党空军的编号——它们看起来应该就像这架已经在冈山的国军空军学院外展示很多年的特殊飞机一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报告则表示解放军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来自第4战斗机师第10团。

30:北美F-86F“军刀”战斗机，第2战斗机联队第11战斗机大队司令部飞行队，新竹，1958年国民党空军接收的所有F-86F战斗机都是原来美国空军使用过的飞机，其中一些还参加过朝鲜战争。所有这些飞机都采用“6-3式”机翼，并且大多数在台湾都对前缘缝翼做了翻新。1958年9月24日，冷培澍上校驾驶这架飞机领衔到温州执行任务，在那次战斗中AIM-9型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第一次被使用。冷培澍得到了驾驶其中一架配备响尾蛇导弹的飞机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冷觉得，作为任务指挥官，他应该退后指挥行动而非冲锋在前。

封面:1937年9月19日，日本帝国海军航空兵对中国首都南京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空袭。17架D1A型俯冲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它们的到了12架A5M型战斗机和16架E8N型水上飞机的护航。中国守军出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23架战斗机来拦截空袭。8架寇蒂斯“鹰”III型战斗机在第4驱逐机大队第23驱逐机中队的指挥官毛瀛初上尉的率领下迎击敌人。在他们跑向自己的飞机时，毛瀛初的僚机驾驶员王殿弼中尉和戴广进中尉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互相鼓励：“王老弟，今天会是我们取得第一场胜利的日子！”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将很快与可怕的A5M型战斗机搏命一战，这也是第一次大批A5M型战斗机出现在南京上空。

驾驶第4驱逐机大队指挥官座驾“IV-1”号的毛瀛初率领他的机队在南京东部青龙山上空与大批日军的俯冲轰炸机正面交锋。在第一次掠过敌机之后，毛瀛初调转机头攻击敌机的领头小队，而王天毕和戴广进所驾驶的僚机攻击第2号小队。王和戴夹击击伤了其中一架俯冲轰炸机，但随后他们遭到赶上来护航的A5M型战斗机的攻击。戴广进因为飞机被击中起火最终牺牲，这时只留下王天毕独自与A5M战斗机交战。他缠住了几架敌机，并帮毛瀛初争取到时间去攻击领头小队的俯冲轰炸机。毛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击落了该小队的所有三架D1A2型俯冲轰炸机。

封底:周志开上尉驾驶的寇蒂斯P-40E“战鹰”2301/(P字头编号有可能为) P-11012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3战斗机中队，凉山，1943年6月

1943年6月6日，第4战斗机大队的飞机刚刚在凉山机场降落就被第90小队的Ki-48型轻型轰炸机盯上了。11架P-40型飞机（10架属于中国空军，1架属于美国陆军航空队）在轰炸中被全部摧毁，而周志开是唯一驾机起飞的飞行员。目前并不清楚他是否驾驶的是2301号飞机，因为一些记录显示他所驾驶的飞机“不是他自己的”带有“鲨鱼嘴”涂装的飞机（可能是来自第23中队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机）。

无论如何，周志开最后成功击落两架Ki-48型轰炸机，并将第3架击伤使其在返回基地时最终坠毁在地面上。这次卓越的战斗也让周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3.不洗不黑客观说！集成灶在安全上有啥真功夫

最近常常听到有人谈论集成灶，不仅仅是因为一年中“金九银十”的装修季已经到来，更因为集成灶的火爆使其成为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人说：集成灶吸油烟效果好；有人说：集成灶蒸烤功能实用……但伴随着美誉，总有不一样的声音背道而驰，看到这些，不了解集成灶的朋友就开始揣测：集成灶真有这么好？集成灶功能实用吗？而其中集成灶的安全防护也成了关注的重点，面对扑面而来的网络信息，今天我想客观说下，针对水火电气密集分布的厨房，集成灶在安全方面到底做了多少措施。

一、燃气泄露保护

在厨房，燃气的泄露是最可怕的，在夹杂着火和电的环境，一旦燃气发生泄露，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传统灶具虽然也会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但并不会像集成灶一样，联动油烟机、灶具去进行危险的规避。那么，集成灶是如何做到的呢。

集成灶的燃气泄露保护装置主要位于机器的灶具台面内侧，我们称其为“气敏探头”，装置的敏感度直接影响到检测的灵敏度。像火星人集成灶的气敏探头一旦检测到异味，就会自动切断气源，显示“E8”代码预警，并启动烟机排气以达到室内换气的目的。如果是新房装修，屋内存在甲醛，也会出现机器预警的情况，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新房是否可以入住的一个判断方法。

再者，如果灶具火焰意外熄灭，进气管中的燃气得不到燃烧就会释放在室内，也会存在燃气泄露的风险。针对此处，集成灶常常设置热电偶熄火保护装置对开阀和闭阀做一个现场检测，装置的感温探头被加热后会产生一个微电流，通过线圈电磁感应原理产生吸力，将元件吸起来，气路就通了，此时就是正常供气。而如果意外熄火，热电偶熄火保护装置的感温探头温度就会下降，产生的微电流减弱或消失，没有电流通过线圈吸力就会消失，元件就会复位，气路就被断开了，避免了未燃气体继续泄漏。

二、防爆保护

从材质上来分，集成灶有不锈钢台面款和钢化玻璃台面款，两者相比，钢化玻璃台面款凭借高颜值获得一众消费者的喜爱，成为市面上的主力集成灶销售款式。不过，大多数人除了喜欢，伴随的还有隐隐的担忧，担心玻璃爆裂，担心安全问题，事实上，这都大可不必。

首先钢化玻璃确实有一定的爆裂率，但概率极其低。同时集成灶的合格合规标准也已经被纳入国标中，能够出厂的产品都可以安心使用。其实，玻璃的裂都是由于受热不均和受力不均导致的，针对这一点，火星人集成灶曾经做过两个暴力测试，用232℃的金属液体，直接倒在面板上，20秒后再倒上常温水，用极端测试模拟日常使用，测试后玻璃完好无损，日常使用的强度自然就不用担心。同时还将台面从高处跌落，亦无破损。由此可见，集成灶的防爆能力是值得肯定的。

三、防火墙保护

集成灶有四重油烟分离，经过烟道后，烟排出室外，油流入底部油盒，但保不齐会有少量的油黏在集成灶烟道内壁。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在集成灶的烟道机头与下柜连接处，有两根感温探针被安排其中，分别对应两个灶眼。当感温探针感应到有火焰吸入或者温度过高超过阈值，就会在几秒内自动切断气源。

四、隔热防烫保护

在集成灶下柜的蒸烤一体箱运行过程中，箱内温度最高可达230℃，超过了人体可承受的温度范围，因此，在箱门的防烫设计上更为考究。

首先，蒸烤一体箱的箱门在设计上特别采用了三层玻璃，内部两层为LOW-E热反射玻璃，外部层隔热玻璃。在功效上，三层玻璃分别各司其职：内层反射、中层隔热、外层冷却。这里分享一个判断几层玻璃的小技巧：用手机手电筒朝蒸烤箱照光，箱门上映出几个点就是几层玻璃，目前市面上三层已经是顶配。

当然除了物理隔热之外，火星人集成灶也自带了高速流体冷却系统，通过风机系统产生的强大负压，柜门上、下主动进风，实现柜门外玻璃快速散热冷却，以达到防烫的效果。

五、电路过载保护

用电和用气、用火一样，需要注意安全，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集成灶在用电方面的保护，也十分到位，这与集成灶电源板的保险丝息息相关。电压首先经过的就是这个保险丝，一旦瞬间电压过大，就会熔断保险丝切断电路，防止烧坏机器内部的零部件，以及其他意外发生。

当然，除了以上五项安全保护之外，集成灶还具备童锁保护、蒸汽后排保护、加热盘防干烧保护等安全措施，真正让厨房生活更加省心、安心。

4.二战中国王牌飞行员的飞机

Osprey出版公司军事书Aircraft of the ACEs系列第126号：民国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Ac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ir Force。原作者Raymond Cheung，绘图Mark Postlethwaite和Chris Davey。以下是该书的封面：

1:可能由朱斌候（Etienne Tsu,）中士驾驶的涂有带字母“T”的黑色圆盘的白色纽波特（Nieuport）17型飞机，，第37飞行小队，法国卡其（法国皮卡第地区一小镇名，译者注），1916年7月

第37飞行小队的飞行员将他们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涂成白色画在飞机一侧的黑色圆盘上。1916年7月10日，地面观察员发现朱斌候中士攻击的一架德国飞机被敌后坠毁，这被认为是他的战绩，这也被认为是中国飞行员取得的第一次空中胜利。朱斌候获得了三次确认的胜利——两架飞机和一个观测气球。一些人认为他是王牌，因为他还有两次使敌方“迫降”的记录。

2:大队指挥官高志航中校驾驶的寇蒂斯（Curtiss）“霍克”III型“IV-1”号飞机，第4驱逐机大队，笕桥，1937年8月

中国空军的驱逐机整体漆成橄榄绿色，上面的国家标志包括了机翼上下表面的蓝色圆盘，蓝色圆盘上绘有带12个尖头的白色太阳。尾舵上有12道剑条，6道白色，6道蓝色。机身两侧绘有巨大的白色编号，而“IV-1”代表的是第4驱逐机大队的第1号“霍克”III型飞机。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高志航中校在1937年8月14日杭州笕桥机场附近取得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第一次空战胜利。被他击落的是鹿屋航空队的一架三菱G3M型轰炸机。随后，1937年9月19日，毛瀛初上尉驾驶这架飞机在南京上空击落了三架爱知D1A1式俯冲轰炸机。“IV-1”号飞机在1938年1月4日被日本海军航空队的 A5M型战斗机击落于汉口上空。这张侧视图显示了“霍克”III型飞机的原始配置，包括炸弹架、副油箱和导航灯。1937年10月在高志航中校的建议下，所有这些配置都被拆卸下来以减轻重量。

3:柳哲生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102号飞机，第4驱逐机大队第21驱逐机中队，笕桥，1937年8月

1937年8月14日，柳哲生不顾恶劣的天气和第4驱逐机大队的其他队员一起从周家口飞往笕桥。他们正在加油时，收到了日本飞机接近的消息。柳哲生和他的上级，第21中队的指挥官李桂丹上尉以及王文华（骅）中尉一起架机起飞。在机场西侧巡逻飞行时，他们遇到了三架从西方接近过来的鹿屋航空队三菱G3M型轰炸机。柳哲生同战友们一起击落了第3飞行小队的G3M型轰炸机的3号机。第二天，他还参与了击落来自加贺号航母上的一架B2M型攻击机的行动，尽管这次战斗中2102号机的燃料箱被敌机的反击炮火击中，但柳哲生还是设法将飞机迫降在了附近的桥市（音）机场。不久之后，第2中队的B2M型攻击机飞临机场上空，随后对机场进行了轰炸。当炸弹开始坠落时，柳哲生刚刚离开他的飞机，而当他卧倒在地时，其中一枚炸弹正好在他附近爆炸。幸运的是，2102号机没有遭受进一步的损害，而柳哲生也毫发无损。

4:乐以琴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204号机，第4驱逐机大队第22驱逐机中队，笕桥，1937年8月

作为长机的乐以琴在1937年8月15日的战斗中驾驶了这架飞机，此战中乐声称有4架加贺号航母上的B2M型攻击机被击落。官方的报道中没有关于乐以琴在这次行动中的具体细节，但是根据他的队员们的口述，他曾经利用云层掩护追踪他的猎物，并在它们接近笕桥机场时击落了其中2架B2M型攻击机。当敌机掉头向航母方向返航时，乐以琴继续他的追击，并声称在钱塘江上空击落了另外的2架敌机。据信，乐以琴还在1937年8月21日驾驶2204号机击落了一等兵曹矢野茂（音）驾驶的E8N型水上飞机。1937年12月14日，在南昌上空的空战中，2204号飞机面对了第13航空大队的8架A5M型战斗机并惨遭击落。第5驱逐机大队的5架经过修补的“霍克”III型飞机此时飞到南昌进行防空作战，而中国空军也在等待布拉格韦申斯基所率领的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到来。一次日本帝国海军航空兵的突袭让这5架刚刚抵达南昌的“霍克”III型飞机暴露了，于是所有5架飞机紧急升空——两名中国飞行员作为长机，其他三架则由外国志愿飞行员驾驶的。战斗中，高清晨（音）中尉驾驶的2109号机和他带领的法国飞行员奥莫·普瓦福尔（Omer Poivre）和澳大利亚飞行员罗伯特·怀特海德（Robert Whitehead）所分别驾驶的2204号和2205号飞机均被击落，高清晨跳伞生还，而普法福尔战死，怀特海德负伤。另一架长机飞行员杨晴舫中尉驾驶的2309号机也被击落，杨晴舫牺牲殉国。只有德国裔美国飞行员弗里茨·克罗伊茨贝格（FritzKreuzberg）设法安全返航。

5:袁葆康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404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4驱逐机中队，扬州，1937年10月

1937年8月21日，木更津航空队发动了对第5驱逐机大队所驻扎的扬州机场的一次拂晓进攻。当该航空队的第5中队轰炸扬州时，其第4中队则开始以附近的浦口机场为目标展开进攻。袁葆康驾驶2404号机从扬州机场起飞并很快咬住了第4中队的飞机，进而击落了其3号机——一架九式攻击机（G3M攻击机的原型机，译者注）。10月初，为了减轻重量，2404号飞机拆下了导航灯、炸弹架和辅助油箱。在1937年10月12日上午的行动中，作为4架“霍克”III型飞机编队的一员，袁葆康再次驾驶2404号机起飞，拦截了两架来自神威号水上飞机航母上的E8N型飞机。南部中尉所驾驶的长机被击中起火，但他一直设法将飞机掉头以便与袁葆康驾驶的飞机正面相撞。2404号飞机最后与E8N飞机相撞失去了左下翼和部分左上翼，尾翼也同样受损，而E8N飞机则在烈焰中坠毁。袁葆康最终强行迫降在江阴城郊外的一处田地里。

6:中队指挥官刘粹刚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I型2407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4驱逐机中队，扬州，1937年10月

刘粹刚被指定驾驶2401号飞机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1937年9月13日，姚杰中尉驾驶这架飞机在执行完一次对地攻击任务之后，在迫降时造成飞机受损。那之后不久，第4驱逐机大队北上去接收苏联飞机，而第24和第25中队则留下负责保卫南京。由于此时可用的“霍克”III型飞机非常之少，飞行员们开始更加定期轮流驾驶飞机。2407号飞机成为了刘粹刚定期使用的飞机，在10月份它进行了减重改装。当月12日，刘在南京中华门的正上方击落了日军第13号航空大队的一架A5M型战斗机。被围困的南京守军和市民们目睹了这一场史诗般的空战并且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仅仅13天后，刘粹刚就因为驾驶这架飞机遭遇飞行事故而丧生。

7:中队副指挥官陈瑞钿中尉驾驶的寇蒂斯“霍克”II型2804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8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8月

1937年8月15日和16日的南京保卫战期间，绰号“阿陈”的陈瑞钿驾驶这架过时的“霍克”II型飞机协助击落了一架G3M型轰炸机并击伤了另外两架。虽然陈瑞钿记不清他当时所驾驶的“霍克”II型飞机的编号，但他提到的一件事曾证明了这架飞机的编号是2804号。在8月16日句容上空的战斗中，因为遭到敌机反击，陈瑞钿被迫驾驶飞机在嘉兴迫降。“霍克”II型飞机很难在速度上追上G3M型轰炸机，所以战斗中陈瑞钿曾设法将轰炸机驱赶到太湖上空，并以零度角咬住轰炸机尾部，但这也他成为日军轰炸机的机枪手很容易瞄准的目标。所以那之后，陈瑞钿要求中国空军的武器顾问Sebie Smith为他的“霍克”II型飞机寻找一挺0.50口径的机枪。虽然机枪得到了及时的安装，但此时陈已经被派到韶关负责测试刚从装配线下线交货的“霍克”III型飞机，因此没有机会驾驶这架改装的飞机。火力升级的2804号和第28驱逐机中队的剩余飞机被派往北方的太原并成为少数几架幸存下来的“霍克”II型飞机。10月1日，它再度转战到汉口。当天晚上空袭警报响起，暂编第34驱逐机中队的飞行员——大部分是刚从学院毕业的学员——驾驶他们能找到的每一架“霍克”II飞机紧急起飞，其中一名学员彭周驾驶了这架火力加强的“霍克”II飞机升空，并击落了一架双引擎轰炸机。不幸的是，这是中国空军第19轰炸机中队的一架前广东空军的He 111A型轰炸机。轰炸机上幸存的机组人员怒气冲天，威胁要开枪打死这名飞行员。

一开始，他们拒绝接受彭周少尉作为新飞行员缺乏经验的解释，他们不相信他能单独一个人击落一架重型轰炸机。然而，对所有“霍克”II型飞机的检查表明只有2804号飞机开了火。彭周碰巧还是广东人，这点可能说服了那些He 111A轰炸机上的幸存者这次事件并非中央空军的蓄意袭击。尽管如此，彭还是被逮捕并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因为事业毁于一旦，他后来加入了汪精卫卖国政府的空军。战后，彭被逮捕并以叛国罪被处决。

8:中队指挥官黄泮扬上尉驾驶的波音281型1701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8月

1937年8月16日在南京附近的句容机场上空进行的战斗中，黄泮扬驾驶了这架飞机。波音战斗机引擎的快速启动能力使得黄的1701号机可以立即升空，而此时，鹿屋航空队的领头小队刚好飞到头顶。几分钟后，黄泮扬就击落了领头的那架由新田少佐驾驶的G3M型轰炸机，并击伤了小队的2号轰炸机。随后，黄冲向了一号小队的机队并潜入到其二号机下方，从而从下方将其击落。这架G3M型轰炸机被击中起火并在燃着烈焰坠毁在句容机场南部，机上携带的两枚550磅炸弹也随之爆炸。1937年9月19日，1701号飞机在南京上空的大规模空战中被击落。飞行员刘兰清中尉虽然成功跳伞，但在降落过程中因遭到三架E8N飞机的扫射而遇害。

9:中队副指挥官“水牛”黄新瑞上尉驾驶的波音281型1703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8月

1937年8月15日，“水牛”黄新瑞驾驶的1703号机帮助击落了木更津航空队第3中队的4号G3M型轰炸机。经证实这是第一架在南京上空被击落的日本飞机。不过，因为机炮的电池故障，黄新瑞错过了驾驶这架飞机在第二天再次取得胜利的机会。于是，“水牛”只能将这架已经受创的G3M型轰炸机一路从句容驱赶到了上海附近的苏州。1937年9月19日，黄新瑞去援助他的僚机时，僚机被击落，飞行员刘兰清中尉在伞降过程中遭到敌机的扫射。第13航空队的一架A5M型战斗机从左侧攻击并击中了1703号飞机，黄新瑞左手受伤，由于这架波音飞机失去控制，黄最终被迫跳伞逃生。

10:中队指挥官黄泮扬上尉驾驶的波音281型1706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句容，1937年9月

1937年9月19日，指定黄泮扬上尉驾驶的1701号飞机由另一名飞行员驾驶并被击落，那之后，在南京保卫战的剩余时间里，他改为驾驶的这架飞机。1937年10月12日，还是在南京上空，黄泮扬击落了一架A5M型战斗机，但他也被其他A5M型战斗机击中并第一次受伤。1706号战机在南京之战中幸存下来并在10月29日与第17中队的飞行员和地面勤务人员一起撤退到了汉口；这时，该中队已经被编入了第5驱逐机大队。黄在负责监督新装备苏联飞机的第5驱逐机大队的重建时仍继续驾驶这架飞机。12月3日，黄驾驶1706号飞机从汉口飞往南京，在那里他转飞霍克75型验证飞机，并在上海上空执行了一次侦察任务。完成这次飞行后，黄泮扬驾驶1706号飞机回到汉口，后来由于缺少零部件，这架飞机被迫停飞。

11:岑泽鎏中尉驾驶的菲亚特CR.32型806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8驱逐机中队，南京，1937年9月

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期间，岑泽鎏定期驾驶这种罕见的战斗机，而806号机是战争爆发时仍在中国空军服役的5架预生产系列CR.32型战斗机中的一架。8月15日，他和驾驶长机（808号）的哈利·洛（Harry Low）中尉在南京上空重创了吉田中尉驾驶的九式攻击机，而吉田中尉是木更津航空队第5中队的指挥官，他设法只靠一台发动机将自己的座驾飞回到了位于济州岛的基地。有两架CR.32型飞机在这次行动中负伤，之后的战斗中再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在9月19日的南京空战中，剩下的三架战机损失了两架，其中也包括驾驶它们的飞行员（哈利·洛中尉和蔡志昌中尉）。然而，806号机参加了在南京上空的几乎每一场战斗，要么由岑泽鎏，要么由第8驱逐机中队的指挥官陈有维上尉驾驶。10月29日，806号被疏散到汉口，值得注意的是，它一直在汉口前线服役到1938年1月。CR.32的高机动性使其成为中国的经验丰富飞行员的最爱，这也可能是806号机即使面对非常不利的条件仍能幸存下来的原因之一。经验丰富的Chow,Ting-fang上尉在1月4日这架飞机最后一次飞行中驾驶它在汉口上空独战三架A5M型战斗机，之后它躲入了一片云里。这架战斗机机身上的宽白条是在两广对峙时期画上去的，抗战爆发后它被涂掉了。

12:第1飞行训练中队中岛九一式288号机，广西空军，1936年机身的三角形徽章和机尾的8条剑条是这架九一式飞机的外观特征，而后者还是广西空军的标志，因为中国中央空军的飞机的机尾采用12条剑条。这架飞机隶属于第1飞行训练中队，朱嘉勋这位曾经在广西空军服役的飞行员有可能驾驶过它，而他也是广西空军唯一的一位王牌飞行员。288号飞机被认为是来自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序列。广西空军的飞机在机翼上有中国的国家标志，也就是青天白日图案。不过广西空军机尾上的蓝白相间剑条不是12条而是8条。在1936年与中央政府的对抗中，飞机上添加了黑色三角形徽章以便与中央空军的飞机相区分。在被纳入中央空军后，广西空军的飞机整体被重新粉刷成标准的橄榄绿色，并加上了机身侧面大号的白色编号。九一式战斗机在抗战爆发后仍然非常活跃，这其中包括了编号为505、506和507的三架飞机。

13:由罗英德中尉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6 5型82号机（P字头序列号未知），苏联志愿航空队，汉口，1938年1月

罗英德作为联络官在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官为阿列克谢·S·布拉戈韦申斯基）服役时驾驶了这架飞机。1938年1月7日，他驾驶这架飞机在南昌上空击落了第12航空队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潮田良平中尉所驾驶的飞机。中国空军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出现过一张被认为是来自布拉戈韦申斯基的航空队的I-16飞机的照片，而该文的作者正是罗英德。照片中战斗机的彩色涂装如图所示：深绿色机身加浅蓝色机腹以及黑色的机头。机身侧面的数字编号是白色的。罗英德在与本书作者的书信中还指出他在这次行动中驾驶的飞机编号为“82”。据报道，为了方便空中识别，布拉戈韦申斯基下令在他的航空队的飞机侧面画上大号数字，但有趣的是，此时的中国空军刚开始转而使用较小不太显眼的数字。

14:由柳哲生中尉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6 5型P-2105/P-5360号机, 第4驱逐机大队第21驱逐机中队，汉口，1938年2月

柳哲生在1938年初的汉口保卫战中驾驶了这架战斗机。这架飞机的特写照片显示它在垂直尾翼上采用了新的较小的中队飞机编号“2105”以及序列编号P-5360。机鼻部位为绿色而非黑色——俄国人的资料显示一些在莫斯科39工厂生产的I-16飞机原来采用的是黑色整流罩，但在兰州交付中国空军之前被重新涂成了绿色。在1938年的武汉上空，柳哲生声称获得了一次单独和两次合作的空战胜利，而那些失败者都是令人生畏的A5M型战斗机。

15:大队指挥官黄泮扬少校驾驶的格洛斯特角斗士I型2909号机，南雄，1938年6月

这架角斗士I型飞机最初在1938年初隶属于驻扎广州天河机场的第5驱逐机大队。当这些英国战斗机第一次交付时，机身侧面装饰着如图所示的巨大数字编号。1938年2月24日在南雄机场上空的战斗中，2909号飞机遭遇严重的燃油泄漏，并且在地面上遭到E7N水上轰炸机所投掷的炸弹的破坏。1938年6月16日，经过维修之后的2909号机加入到了南雄机场附近发生的空战中，驾驶它的第5驱逐机大队指挥官黄泮扬少校声称他目击到自己击中了高雄航空队的一架G3M型轰炸机上的炸弹并使其爆炸。爆炸摧毁了这架长机，并导致两架僚机受损。绰号“阿陈”的陈瑞钿上尉则将这两架受损的G3M型轰炸机击落。

16:陈瑞钿上尉驾驶的格洛斯特角斗士I型2809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28驱逐机中队，汉口，1938年8月

1938年8月3日，“阿陈”所驾驶的这架战斗机在汉口上空遭到了第15航空队的一架A5M型战斗机的攻击。1938年末，中国空军所有幸存的角斗士飞机机身侧面的巨大数字编号都被垂直尾翼上较小的编号取代。这架飞机还可能是陈上尉在1938年6月16日于南雄击落两架G3M型轰炸机时驾驶的那架飞机。官方记录显示，他的飞机的编号为2808号，但其他的记录则显示2808号飞机已经在早些时候的行动中被击落了。中国的角斗士飞机最初被枪管阻塞问题所困扰，几乎可以肯定这是由于使用了从比利时购买的一批劣质（也可能是旧的）弹药造成的。后来，陈瑞钿驾驶飞机时（据信是2809号）还遭遇了另一个严重的弹药问题。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在衡阳机场，陈瑞钿发现露天停放的角斗士飞机的机炮凹槽冒着烟。这些机炮装满了燃烧弹，其中一些产生了磷泄漏并着火了。地面机组人员迅速行动从火灾中拯救了这架珍贵的飞机。然而，一些弹药完全报废，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7:朱嘉勋上尉驾驶的格洛斯特角斗士I型3201号机，第3驱逐机大队第32驱逐机中队，南雄，1938年8月

朱嘉勋上尉声称1938年8月30日他在南雄机场上空飞行时击落了两架加贺号航母上的A5M型战斗机。第32驱逐机中队（原广西空军的部队）在1938年用角斗士飞机替换了他们的中岛九一式战斗机，因此他们也成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接受该型飞机的中国空军飞行中队。在8月30日漫长的战斗之后，包括朱嘉勋所驾驶的飞机在内，三架角斗士飞机都耗尽了燃料并在迫降时受损。因为没有可以替换的飞机以及日本封锁造成的维修物资的缺乏，到了1939年年中，中国空军的角斗士飞机机队只剩下3架还可以执行作战任务，这3架飞机都被分配给了第32中队。虽然其中两架在1939年12月27日的昆仑关之战中失事，但根据中国空军的记录，剩下的那架角斗士飞机仍然坚持战斗到了1941年。

18:由安东·A·古本科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5bis型P-3904号机，苏联志愿航空队第39驱逐机中队，南昌，1938年4月

在中国空军的记录中很少有关于苏联志愿部队的信息，他们通常被称为“俄罗斯驱逐机团”或“俄罗斯轰炸机团”。然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有关记录填补了一些空白。7次空战胜利的王牌，同时也是西班牙内战的老兵安东•古本科（Anton Gubenko）描述说他驾驶的飞机的编号是3904——这是中国人的做法，即该数字是中队的编号加飞机编号的组合。1937年，中国空军的中队数量增加到35个，而数字41后来分配给了一支法国志愿部队。似乎36到40号被分配给了俄国人的部队，其中38到40号由“俄罗斯驱逐机团”的三个中队来使用。

19:中队指挥官岑泽鎏少校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5bis型P-7188号机，第5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兰州，1939年夏

作为中队指挥官，岑泽鎏通常会被分配到一架指定他个人驾驶的飞机，它有可能就是P-1701号机。不幸的是，没有这架飞机的照片保留下来，因此，这架P-7188号飞机的侧视图代表了这段时间该中队飞机的外观：机腹的蓝色延伸到了发动机整流罩位置。发动机整流罩上的汉字“暹羅”表彰了捐钱购买这架飞机的暹罗（泰国）华人社区。

20:由柳哲生中尉驾驶的波利卡波夫I-15bis型2109/P-7163号机，第4驱逐机大队第21驱逐机中队，广阳坝，1939年7月

1939年夏天的重庆保卫战期间，柳哲生驾驶的就是这架飞机。机鼻部位的汉字“檀香山華僑”是为了表彰了捐款支援购买这架飞机的火奴鲁鲁华人社区。注意起落架的护脚已经被拆掉了以防止泥污的淤积。柳哲生宣称他在1939年5月和7月在重庆上空的空战中驾驶这架飞机取得了胜利。1939年9月1日晚至2日凌晨的一次夜袭中，2109号机被摧毁于地面。柳哲生的僚机驾驶员李树光（音）中尉在晚上10点15分驾驶这架飞机起飞，他被命令在晚上11点45分返回广阳坝机场加油。20分钟后，当日本轰炸机终于到达该地区时，李得到再次起飞的指示，但不幸的是，2109号的发动机无法启动，并毁于随后的轰炸中。

21:岑泽鎏上尉驾驶的德瓦蒂纳D.510型P-5921号，第5驱逐机大队第17驱逐机中队，昆明，1939年11月

1939年11月4日，当飞行到成都上空时，岑上尉击落了第13航空队的指挥官奥田大佐驾驶的长机。不过，P-5921号机同时遭受到敌机的开火反击从而受创迫降。第17中队接受的D.510型飞机最初是属于第41驱逐机中队，并由法国雇佣兵们所驾驶的。当第41中队在1938年年中解散之后，D.510型飞机转到中国空军学院名下作为高级教练机来使用。这一时期，学校迁址到偏远省份云南的首府昆明。在空军学院中，很多D.510型飞机保留了“41”开头的机身侧面编号。当日本海军航空兵从1938年9月开始展开偷袭昆明的行动之后，可以看到在一些行动中学院学员们驾驶这些飞机迎战。在这些行动中，人们发现这种战斗机的伊斯帕诺（Hispano）H404型机炮在俯冲射击时非常容易卡壳，这是因为垂直弹鼓里安装的弹簧强度不够，不足以保证在俯冲的“负重力”条件下持续供弹。第17驱逐机中队接受P-5921号飞机时，机身侧面原有的数字编号被涂掉了。另外，也有记录显示以17开头的中队系列编号展示在飞机上。

22:副中队指挥官周志开上尉驾驶的共和P-43A“枪骑兵”战斗机2401/P12083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4战斗机中队，恩施，1942年10月

1942年10月，周志开在南昌城附近驾驶这架飞机击落一架高空飞行的日本陆军航空兵的 Ki46 III型“戴娜”侦察机。这是中国飞行员驾驶新型的P-43A型战斗机首次取得确认的胜利。在P-38“闪电”战斗机到来之前，配备涡轮增压器的“枪骑兵”是在中国战场上唯一一种可以追上高空飞行的“戴娜”侦察机的盟军飞机。P-43A型飞机在交付时涂装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原始颜色，然后涂装了中国空军的标准徽记，其中包括了机翼上的国徽，机身侧面的小号飞机数字编号以及垂直尾翼上的序列号。照片证据显示一些中国的P-43A型飞机最初在垂直尾翼上并没有采用蓝白剑条涂装。

23:中队指挥官高又新上尉驾驶的共和P-43A“枪骑兵”战斗机2101/P12012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1战斗机中队，恩施，1943年末常德防御战中，高又新发现自己驾驶P-12012号飞机时无数次地处于最激烈的战斗中。由于相关记录的不完整，我们只能推测这架飞机机身侧面的数字编号是2101——该中队指挥官的机尾数字编号通常就是2101。在第一批交付中国空军的P-40E型战斗机中，P字头编号的11001号到11007号被分配到第4驱逐机大队总部（“IV-1”号到“IV-7”号），而P-11012号机是第22驱逐机中队的2201号机。最初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的7架P-43A型飞机在1942年转交到中国空军手中。根据P-40E飞机的编号方式，P-43A飞机的P-12012号可能对应的编号为2101。从1942年开始，交付给中国空军的125架“枪骑兵”中，有许多在服役不久就出现了油箱泄漏问题。泄漏的燃油接触到涡轮增压器及增压器炽热的排气管时经常会引发灾难性的火灾。事实上，第4驱逐机大队的指挥官郑少宇中校就是因为这一缺陷引发的一次空中起火丧生的。包括这次事故在内的多次事故让P-43A飞机在中国空军内部声名狼藉。燃料箱泄漏的问题通过现场修复得以缓解，但从未完全消除。不过，高又新和周志开在战斗中的成功帮助中国飞行员恢复了对这类飞机的信心。

24:臧锡兰中尉驾驶的寇蒂斯P-40K“战鹰”战斗机2304/P-11029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3战斗机中队，凉山，1943年5月

1943年5月31日，在荆门机场上空，臧锡兰驾驶这架战斗机击落了一架尾追约翰·拉里森（John R Alison）少校驾驶的P-40E战斗机的日本Ki-44战斗机（来自第33中队），臧锡兰也因此获得了美国的银星勋章。第4战斗机大队接收的第一架P-40战机都具有这样的朴素外观——上表面为绿色，机腹为灰色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涂装，除了机翼上的国徽之外没有其他标记，机身侧采用了缩小的编号，垂直尾翼上带有小号的序列号数字。在1943年中期，第23战斗机中队还没有任何一架飞机尾部有蓝白剑条涂装。在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上的个性化标记实际上是未知的。事实上，使用这样的标记会被看作是“污损政府财产”。

25:谭鲲中尉驾驶的寇蒂斯P-40N“战鹰”战斗机665/P-11156号，第3战斗机大队第7战斗机中队，安康，1944年5月

在这架飞机上可以看到中美混合团所鼓励使用的“鲨鱼嘴”涂装。中国飞行员也被允许在他们的飞机上写上他们个人的绰号，当然没有照片或文字描述记载了有哪些这样的绰号涂在了665号机上。1944年5月11日，谭鲲驾驶这架飞机取得了得到确认的胜利。而王光复自己的663号机因一次事故受损后，他也开始驾驶665号机并执飞了多次任务。

26:王光复中尉驾驶的寇蒂斯P-40N“战鹰”战斗机663/P-11151号，第3战斗机大队第7战斗机中队，安康，1944年5月

机首位置的中国字“太公令”是第7中队指挥官徐吉骧给这架飞机起的绰号，同时他也驾驶过这架飞机。所谓“太公令”，是指中国神团中最老资格的神——太公给其他神仙发布的命令。最初，人们认为这几个字是白色的，但最近更详细的研究表明，这几个字可能并非机身和机尾上的数字所使用的白色而是黄色。

27:乔无遏上尉驾驶的寇蒂斯P-40N“战鹰”战斗机751号，第5战斗机大队第29战斗机中队，芷江，1945年1月这架飞机是指定给“佛瑞德”乔无遏上尉驾驶的，但王牌飞行员冷培澍中尉偶尔也驾驶它。这架飞机是1945年年初该中队飞机外观的代表。中文绰号出现在机头一侧位置——即白色“太歲”字样，它指的是中国神话中的60位“天将军”。另一架P-40N飞机的绰号是“天马”，也就是中国神话中天帝所骑的飞马。据乔无遏回忆说，为了减少阻力，飞机在打磨抛光机身时会非常小心。1945年1月21日，751号飞机在准备轰炸和扫射衡阳附近目标时被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乔扔掉了机载炸弹，成功地躲过了日机的两次攻击，但之后被第三次攻击击中。随后，751号飞机中弹起火，而乔无遏的下颚也受了伤，万幸的是他最终从日军战线后方逃了回来，并被“中美合作组织突击队”的中国队员发现送到了美国海军医生手里，医生为他治疗了伤口。751号飞机被击落三周后，乔无遏设法返回到芷江机场并继续执行任务。

28:冷培澍中尉驾驶的北美公司P-51D“野马”756号机，第5战斗机大队第29战斗机中队，芷江，1945年6月

1945年6月26日, 756号飞机在湖南省岳阳附近扫射日军补给仓库时被地面炮火击中。在被迫在敌占区跳伞之后，在当地农民和官员的帮忙隐藏下，冷培澍设法躲过了日本巡逻队的追捕，第二个月，他设法回到了芷江。作为报复，日本人逮捕并处决了帮助隐藏冷的当地官员的老母亲。他的“野马”战机在失事之前没有绘制任何特殊的标记。不过，到战争结束时，第5战斗机大队的大多数P-51战斗机都在机头位置绘上了“鲨鱼头”涂装，而在驾驶舱下方的机身上则绘制了战斧加艺术化的数字“5”图案的第5大队的徽章。

29:共和F-84G“闪电”51-16657/F.84130号机，第1战斗机联队第1战斗机大队第1战斗机中队，台南，1955年这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上展示着当时的第1战斗机中队的标志，这和挪威国旗的样子很相似！中心的十字架是黑色的带白边，底色则是红色，它被称为“铁十字”徽章。根据中队的传说，这种徽章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的杰出表现。1954年，第1战斗机联队换装F-84G战斗机时，臧锡兰担任该联队的指挥官。起初，国民党空军的F-84战斗机保留了它们的美国空军机身编号（buzz numbers），但很快它被黑色大号的国军飞机序列号的后三位数字取代。1955年7月4日，当臧锡兰上校率领第1战斗机中队的F-84G型战斗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在马祖群岛北部发生冲突时，大多数第1战斗机联队的闪电飞机都应该已经涂装上了国民党空军的编号——它们看起来应该就像这架已经在冈山的国军空军学院外展示很多年的特殊飞机一样。来自中国大陆的报告则表示解放军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来自第4战斗机师第10团。

30:北美F-86F“军刀”战斗机，第2战斗机联队第11战斗机大队司令部飞行队，新竹，1958年国民党空军接收的所有F-86F战斗机都是原来美国空军使用过的飞机，其中一些还参加过朝鲜战争。所有这些飞机都采用“6-3式”机翼，并且大多数在台湾都对前缘缝翼做了翻新。1958年9月24日，冷培澍上校驾驶这架飞机领衔到温州执行任务，在那次战斗中AIM-9型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第一次被使用。冷培澍得到了驾驶其中一架配备响尾蛇导弹的飞机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冷觉得，作为任务指挥官，他应该退后指挥行动而非冲锋在前。

封面:1937年9月19日，日本帝国海军航空兵对中国首都南京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空袭。17架D1A型俯冲轰炸机执行轰炸任务，它们的到了12架A5M型战斗机和16架E8N型水上飞机的护航。中国守军出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23架战斗机来拦截空袭。8架寇蒂斯“鹰”III型战斗机在第4驱逐机大队第23驱逐机中队的指挥官毛瀛初上尉的率领下迎击敌人。在他们跑向自己的飞机时，毛瀛初的僚机驾驶员王殿弼中尉和戴广进中尉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互相鼓励：“王老弟，今天会是我们取得第一场胜利的日子！”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将很快与可怕的A5M型战斗机搏命一战，这也是第一次大批A5M型战斗机出现在南京上空。

驾驶第4驱逐机大队指挥官座驾“IV-1”号的毛瀛初率领他的机队在南京东部青龙山上空与大批日军的俯冲轰炸机正面交锋。在第一次掠过敌机之后，毛瀛初调转机头攻击敌机的领头小队，而王天毕和戴广进所驾驶的僚机攻击第2号小队。王和戴夹击击伤了其中一架俯冲轰炸机，但随后他们遭到赶上来护航的A5M型战斗机的攻击。戴广进因为飞机被击中起火最终牺牲，这时只留下王天毕独自与A5M战斗机交战。他缠住了几架敌机，并帮毛瀛初争取到时间去攻击领头小队的俯冲轰炸机。毛充分利用了这次机会，击落了该小队的所有三架D1A2型俯冲轰炸机。

封底:周志开上尉驾驶的寇蒂斯P-40E“战鹰”2301/(P字头编号有可能为) P-11012号，第4战斗机大队第23战斗机中队，凉山，1943年6月

1943年6月6日，第4战斗机大队的飞机刚刚在凉山机场降落就被第90小队的Ki-48型轻型轰炸机盯上了。11架P-40型飞机（10架属于中国空军，1架属于美国陆军航空队）在轰炸中被全部摧毁，而周志开是唯一驾机起飞的飞行员。目前并不清楚他是否驾驶的是2301号飞机，因为一些记录显示他所驾驶的飞机“不是他自己的”带有“鲨鱼嘴”涂装的飞机（可能是来自第23中队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机）。

无论如何，周志开最后成功击落两架Ki-48型轰炸机，并将第3架击伤使其在返回基地时最终坠毁在地面上。这次卓越的战斗也让周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