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顶空调故障代码14（盖顶空调故障代码大全）

1.现代社会有空调、电风扇，古代社会没有高科技，天太热怎么办？

在《墨子·公孟》中，有这样一段话：“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随着天气愈发炎热，现代人都喜欢躲在空调屋中避暑。在古代，别说是空调了，连个电风扇都没有，那么，古人又是如何驱散暑气的呢？

古人有“浸伏”的风俗，即三伏天要到江河中洗冷水浴，或以井水冲凉，从而祛除暑气热毒。而古今“浸伏第一人”，当属东晋炼丹家葛洪了。他酷爱浸伏，这个在《四时幽赏录》中有载：“葛仙翁每大醉，夏炎热，入深水底，八日乃出，以能伏气故耳。”

这里，我们来说说唐朝。

唐朝首都长安的暑期非常难熬，杜甫曾在诗中如此写道：“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可见，盛夏的长安热得可怕。对于长安城的老百姓来说，摇扇子或浸伏洗澡，都是比较好的驱暑方式，而权贵人家通常会选择更加讲究的避暑方式。

一是、用窖藏的冰块解暑。

每逢寒冬腊月，流经长安城的渭水河面就会结出一层浮冰，长安城的达官显贵们会花钱雇人去河床上凿冰块，将冰块放在大宅里的地窖中封存起来。地窖的结构非常独特，既深又广，地窖底部通常会铺设干草，周围还有固定冰块的木桩。将冰块码好后，再用柴草和泥土盖顶，避免空气流通，将一地窖的冰块裹得密不透风。

如此，等到夏季时，再将冰块从地窖中取出，置于屋中降低室温。

在《开元天宝遗事》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杨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为山，周围于席间。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挟纩者。其骄贵如此也。”且不提炎夏中一块冰的价值，单从“使匠琢为山”来看杨国忠的排场已展露无遗。在场的人无不根据这座大冰山展开联想，身心为之一颤。更有甚者，觉得自己置身冰川，还需在身上盖着丝绵才能觉得舒服。

许多大臣没能力请人凿冰块、挖冰窖，只能在盛夏忍受酷暑。杨国忠抓住这一机会，开始施展“冰块外交”，将自家的冰块作为礼物送给有需要的大臣，增进友谊：“每至伏日，取坚冰，令工人镂为凤兽之形，或饰以金环彩带，置之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此举竟与“雪中送炭”有异曲同工之妙，盛夏里还有什么比冰块更合适的礼物吗？真可谓高明至极。

二是、搭建凉棚。

普通老百姓亦会搭建凉棚纳凉，不过，老百姓的排场当然没有富家子弟讲究。寻常百姓，在西瓜地里搭个五尺见方的瓜棚，已是难得的享受。《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每至暑伏中，各于林亭内植画柱，以锦绮结为凉棚，设坐具，召长安名妓间坐。递相延请，为避暑之会。时人无不爱羡也。”果不其然，富家子弟的排场的确不是老百姓可比的。

老百姓搭凉棚的材料无非是干草木头，而富人们竟“锦绮结为凉棚”，令人叹为观止。在满足纳凉需求的情况下，还有一群风尘女子在一旁陪坐，也难怪“时人无不爱羡也”。

这两种避暑方式是权贵人家最常用的，皇宫中的法子又与前文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杨玉环的身材比较丰盈，由于体脂率较高，杨贵妃难免会惧热。在冬天的时候，杨玉环能够将房檐上的冰柱拿在手里把玩，也不觉得冷；到了夏天，杨贵妃过得就不那么舒服了，“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到盛夏，贵妃穿着轻薄的“轻绡”，命令侍女们拿着扇子站在左右挥舞，仍觉得天气酷热难忍。

那么，“轻绡”是种什么样的布料呢？

由史料可知，这种布料质地非常轻，一匹轻绡（大概为三十三米长）还没到三两重，这样神奇的布料做成的衣物，真可谓轻薄无比。不过，就算是这样轻的衣服，杨玉环仍觉得酷暑难耐。为了避暑，杨贵妃还将冰凉的玉制品放在嘴里，从中汲取凉意。“贵妃素有肉体，至夏苦热，常有肺渴，每日含一玉鱼儿于口中，盖借其凉津沃肺也。”玉鱼儿终究不是雪糕，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且无法缓解“肺渴”。

所以，每逢剩下杨贵妃的日子都不怎么好过，难怪她喜欢陪着玄宗外出避暑。看着爱妃每天被热得头昏眼花，唐玄宗也难受得不得了。随着气温越来越高，太监们轮番扇起的风全都成了热空气，非但不能令人感觉凉爽，反而让人更加燥热。玄宗终于忍无可忍，打算跑到深山老林中避暑。既然，皇帝要带着贵妃“入山”，自然不可能住在山洞里，还需建造一处落脚的行宫。

至于如何建造行宫，那自是一番大兴土木，压榨民力。不过，为了节省些翻修行宫的开销，同时加快行宫的修建速度，唐朝皇帝亦会“便宜行事”。例如《寰宇记》中记载唐太宗在山里修建行宫时，命令工匠仅在正殿加瓦，其余殿室均用茅草苦顶。

参考资料：

【《墨子·公孟》、《开元天宝遗事》、《寰宇记》】

2.南昌县银亿上尚城四期顶层被加盖三层违建 官方：现已拆除3户

一、2020年12月21日18:00-12月22日18:00，江西省“五型”政府扩大社会参与加强社会监督平台大江网《问政江西》栏目收到网友帖103条。

　　其中有38条帖文证据相对充分、内容详实，已导入江西省“五型”政府网络督办系统，有22条帖文得到全省多地“五型”办及职能部门回复，分别为：

红谷滩区“五型”办、新建区交通运输局、南昌县城市管理大队东新中队、瑞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都县“五型”办 、鹰潭市信江新区管委会、安源区人民政府、 高安市石脑镇人民政府、高安市华林山镇人民政府、樟树市房地产管理局、德安县“五型”办、月湖区"五型"办、 吉安市“五型”办、吉州区城市管理局、抚州市“五型”办、广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婺源县赋春镇人民政府、婺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鄱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鄱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婺源县城市管理局、婺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问政江西》编辑部，对上述单位表示感谢。

　　二、根据问政江西大数据舆情分析，当日未回复帖文点击率排行前三名为：

1.九江：九江学院空调BOT项目涉嫌腐败 中标价与实际收费价相差太大 【转办单位：江西省教育厅“五型”办】

2.吉安：万安县中医院采购项目涉嫌人为控标 预算价格远超一线品牌市场价 【转办单位：万安县“五型”办】

3.赣州：信丰盛汇花园湾二期违规捆绑销售人防车位及县级监管部门不作为【转办单位：信丰县“五型”办】

三、当日，全省多地“五型”办或职能部门，为网友解决或解答的问题如下：

1.鄱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农民工在鄱阳县施工被景德镇昌新劳务服务公司拖欠工资并骗取押金】:李某承诺2021年春节前将付清蔡某班组工资。
网友：广州阿米公司是木屋项目开发商：开发商委托景德镇昌新劳务服务公司找建造此木屋的施工队伍，找到鄱阳县公职人员段顺柏（城管局）做中间人，做此项工程的前提条件昌新劳务服务公司要求交50万元合同保证金，另外段某以保税一次性收取税收好处费用20万元。我们按他们的要求做到了，也按要求交付了工程，但却没能按时拿到工程款及工人工资。

我局联系了反映人蔡某了解有关情况。蔡某系项目施工方景德镇昌新劳务公司下属承建人，其本人曾来我局咨询工资拖欠问题。随后，我局联系了景德镇昌新劳务公司负责人李某，李某承诺2021年春节前将付清蔡某班组工资。同时，我局告知蔡某如劳务公司未履行约定，蔡某应带领其班组所有被拖欠工资的员工携带相关欠薪依据前来我局进行书面投诉登记，我局将依法进行查处。

2.南昌县城市管理大队东新中队回复【南昌县银亿上尚城四期顶层三层违建】：对顶层除2层框架外，增加的阳光房、现浇层正在实施拆除，现已拆除3户。

网友：南昌县芳湖路银亿上尚城4期原设计楼层为30层和18层，四期顶楼用户根据原框架结构加盖了三层危房，私自改动了顶楼排水排烟构造，导致小区房子荷载承受不住多处开裂，烟道漏水，电梯井灌风,存在极大的房屋质量安全隐患和严重的消防隐患，违建业主伙同物业私自封闭顶楼消防通道并在消防疏散平台加盖3层违建危房，四期合计700余户家庭。

（执法人员到现场对违建进行拆除 官方/供图）

1、通过摸排调查，在2016年相关部门对银亿上尚城房屋验收交付前后，A07、A08高层就被顶楼业主加盖装修了，据顶层业主讲，在购买顶层房屋时，开发商售楼部人员就告知顶层有两层框架结构赠送面积，归顶层业主使用，但需额外加10-30万指标费。

2、现场检查情况：A07地块13栋、14栋、15栋顶层、A08地块15栋-1、15栋-2、17栋（2梯4户型）共计24户顶层框架均封顶改造利用，部分还装修入住了。6栋高层除A07地块14栋、A08地块16栋是18层外，其余均是30层，顶楼是物业电梯机房、燃气管道设备，钥匙平时是物业保管。

3、处置情况：2020年7月23日就群众反映顶层加盖、封闭了消防通道问题，东新中队执法人员对A08地块15栋-1、15栋-2、A07地块14栋封闭消防通道进行拆除清理，现该3栋消防通道已畅通，但因顶层业主要求行政复议，并集体在南昌县信访局上访，因此现保持原状未动。

4、银亿上尚城4期框架违章加盖问题争议：

(1) 顶层24户反映，顶层框架是开发商售房时赠送面积，为此，购置顶层业主都交付了10-30万的所谓指标费，且当时接钥匙收房时开发商已将楼面做好。

(2) 开发商说设计图纸确实是顶层上有两层框架结构，但没盖顶，也不存在赠送面积一说。是顶层业主个人行为。

5、目前工作进展情况

（1）南昌县城管局东新中队对6栋（A07-13、A07-14、A07-15、A08-15-1、A08-15-2、A08-17）20户两层框架盖顶业主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现正在按行政执法程序准备下达《限期拆除通知书》，但在调查取证阶段顶层业主存在抵触情绪拒不配合，通知调查询问也没有几个人来。

（2）按照南昌县政府就银亿楼顶违规加盖协调会要求，对6栋顶层通往楼顶通道全部打通，并要求物业已将所有顶层门锁芯全部拆除，可确保人员随时上到天台，出于安全考虑，物业也正在天台上加装护栏。

（3）对顶层除2层框架外，增加的阳光房、现浇层正在实施拆除，现已拆除A08-17-3002闵昌文、A08-17-3003熊洪斌顶层阳光房，A07-15-3001罗建英现浇层，但由于是高空作业，只能靠人工拆除危险系数大，故拆除缓慢，但我们也正在逐步拆除。12月初，接县信访局通知，银亿顶层业主跟开发商就欺骗销售问题在南昌县人民法院行政诉讼，证据保存通知暂停对银亿上尚城楼顶现浇层的拆除。

3.新建区交通运输局回复【041县道昌北机场高速公路桥下路面长期积水影响通行】:现路面无积水现象发生，道路安全畅通。
网友：041县道昌北机场高速公路桥下路面长期积水，给来往行人带来极大的不便。

（路面长期积水 网友/供图）

我局收到当前人情况反映后，由分管领导负责召集养护股了解情况、协调处理相关事宜，X041县道昌北机场高速公路桥下路面长期积水影响通行路段实属我站管辖县道X751坎揭线一段，我站已进行了疏通，现路面无积水现象发生，道路安全畅通。

4.安源区人民政府回复【安源区安源镇燎原中大道50号通道处有违章搭建】：已责令当事人立即拆除围墙并恢复原状，并下发整改通知单。
网友：安源区安源镇燎原中大道50号通道处有一居民破坏公共绿化面积搭建花园占为己有，请政府部门重视并予以处理。

安源区安源镇燎原中大道50号通道处有一居民破坏公共绿化面积搭建花园，影响公共秩序。经核查，情况属实，舆情中提到的“高坑镇车谷岭马路两边的住户”，主要构成为高坑镇周家坊社区居民，含车谷岭组30户，永盛小区18户。其中车谷岭组有7户已经接自来水，剩余23户用的是“萍矿集团高坑煤矿供水系统”，其中处于萍高线东侧的21户于2019年5月安装了“萍乡市春雨水业有限公司”公用水表，用水可以得到保障；永盛小区18户用的是地表井水，作为日常生活用水水量充足，但缺少净化，少量的饮用水需要到较远的可饮用水源井中挑。对此，安源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办工作人员已责令当事人立即拆除围墙并恢复原状，并下发整改通知单；不自行整改的将联合区打违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于2020年12月24日进行依法强制拆除和清理。

四、部分帖文已转到当地“五型”办或职能部门，超过3—5个工作日尚未得到回复：

▼景德镇：
1、珠山区南湖丽景楼盘何时能交付给业主【转交至：珠山区”五型“办】

▼吉安：

2、 吉安车管所为创收故意积压上千辆车不审核【转交至：吉安市”五型“办】
3、吉安蓝光雍锦半岛质量堪忧 承诺不履行【转交至：吉安市”五型“办】

▼抚州：
4.关于南丰206国道货车扰民相关问题【转交至：南丰县”五型“办】

▼赣州：
5、章江南苑公租房违规停放严重堵塞大门口的消防通道入口【转交至：章贡区”五型“办】

▼南昌：
6、南昌县蒋巷镇豫章大桥桥头一片漆黑【转交至：南昌县”五型“办】

问政江西栏目编辑组吕甜甜整理

江西省正在大力开展“五型”政府建设，对政府系统“怕、慢、假、庸、散”等行为及时曝光、督察严办，高度重视民生，维护百姓合法利益。网友有合理诉求、建言和意见，可通过江西省“五型”政府建设扩大社会参与加强社会监督网络问政平台大江网《问政江西》栏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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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电话：0791-86849600或下载问政江西APP直接点击“我要投诉”通道。

3.改革开放40年民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每十年翻一番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40年间民生领域变化之巨、提升之快前所未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就业和收入分配、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和健康事业、扶贫工作、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福祉不断增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织密民生保障网到推进脱贫攻坚战，从扩大就业到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落地实施，显著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

一、劳动就业从统包统配向市场导向转型

就业为民生之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实现了劳动就业制度由“统包统配”向市场化导向转变，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就业政策与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1.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基本形成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计划经济时代“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实现根本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三结合”就业方针，到20世纪90年代“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就业方针，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从早期开办劳务市场和人才市场，到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向人力资源市场整合发展，中国逐步建立起覆盖省、市、县、街道(乡镇)、社区(村)的五级公共就业服务网络，确立了免费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创业服务等的基本公共就业服务制度，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2.就业总量持续增长、质量日益提高

城乡劳动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实保障。1978年，中国城乡就业人员共计40152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口9514万人。到201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640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93%，平均每年增长96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42462万人，比1978年增长了346%，平均每年增长845万人。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突出表现为劳动就业的产业分布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断提高。1978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分别为70.5%、17.3%和12.2%。到2017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调整为27.0%、28.1%和44.9%。三大产业就业比重排序从“一、二、三”的发展模式升级为“三、二、一”的现代模式，就业结构更加合理。

劳动者工资收入快速增长，就业灵活性和择业主动性逐步增强。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为615元，到2017年增加到74318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6.7倍，年均实际增长7.65%。改革开放破除“固定工”限制，打破“铁饭碗”，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扩大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权，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

3.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1995年颁布《劳动法》，明确了劳动关系各主体的法律地位，保障了企业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的权利，为劳动力市场建设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2008年颁布《就业促进法》和《劳动合同法》，前者明确了就业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强化了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完善了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为长期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提供了法律保障；后者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构建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在保持劳动力市场活力的同时，提高了就业稳定性。据统计，2017年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90%以上，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稳步推进。

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迈向全面小康水平

居民收入增长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民生改善提高的基本面，也成为衡量“小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党的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届时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指出，人民生活已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新愿景，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持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出台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和改善居民消费的创新政策举措，人民收入水平连年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

1.城乡居民收入每十年翻一番

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实现翻四番有余。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96元，按1978年可比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14.4倍，是2010年的1.63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按可比价计算是1978年的17.3倍，翻了四番多，是2010年的1.8倍，接近翻一番的目标。

2.城乡居民收入多元化促进收入增长

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比重下降，经营性、财产性收入比重提高。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职工工资及得自单位的其他收入合计322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93.8%。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2201元，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1.0%，比1978年下降32.8个百分点；人均经营净收入4065元、财产净收入3607元，占比分别为11.2%、9.9%。

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则由单一的集体经营收入转为家庭经营、工资、转移收入多头并进。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中，66.3%来源于集体统一经营收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家庭经营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5028元，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37.4%，比1978年提高10.6个百分点。随着农民工的大规模增长，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498元，占比为40.9%，比1983年提高22.3个百分点。同时，随着各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转移收入也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2603元，占比为19.4%，比1983年提高11.5个百分点。

3.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动分配格局改善

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占比逐步回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要求，国家深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宏观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据统计，201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61.6%，比2008年提高5.2个百分点。

城乡间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也在加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充分发挥再分配调节功能，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投入，推动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1，比2007年下降0.43，比2012年下降0.17。

4.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中国扶贫工作成就举世瞩目。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扶贫工作。40年来，中国先后实施多项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和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聚焦贫困地区，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断加大投入和攻坚力度，开创了扶贫事业新局面。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到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贫困人口规模为3046万人。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900万人。

贫困人口持续大幅减少，为全球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认为，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给“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贺信中称赞中国减贫方略，认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三、城乡居民消费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跃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明显改善。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城乡居民开始从基本的吃穿消费向享受和发展型消费倾斜，生活质量、消费层次实现跨越式提升。

1.居民消费结构日渐丰富

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持续增长。197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311元，到2017年增长到2444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6.4%。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16元增长到10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3%。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场供给长足进步，中国居民消费重心由实物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从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变化看，1978—2017年，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57.5%降至28.6%，衣着支出比重从13.6%降至7.2%。而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总体上呈现长期上升继而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2010年以来三项支出比重之和保持在33%左右。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家庭人均消费中食品烟酒支出比重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17年的31.2%。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呈现明显增长，三项支出的比重之和从1985年的8.1%上升到2017年的34.2%。恩格尔系数的大幅下降，以及上述三项支出的增加，共同反映出居民生活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倾斜的显著趋势。

2.生活消费质量明显优化

城乡居民的饮食品质逐年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膳食结构单一，以主食消费为主。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品种类日益丰富，城乡居民饮食更加注重营养，膳食结构更趋合理，食品消费品质不断提高。从1978年到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152千克降到110千克，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248千克降到155千克。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肉、禽、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显著增加。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量由13.7千克增至20.6千克，禽肉消费量由1.0千克增至9.7千克，鲜蛋消费量由3.7千克增至10.3千克。得益于居民膳食水平提高，中国人的体格发育和营养状况明显改善。

衣着实现成衣化和时尚化，服饰日益成为现代生活品质的标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服饰鞋帽商品供给不足，城乡居民衣着十分简单，主要满足保暖御寒的需求，显著特点是“一衣多季”、“色彩单调”、“自制或裁缝做衣”，农村居民的衣着尤为明显。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购买的棉布、化纤布、呢绒和绸缎合计为18.3尺，人均购买棉花0.4千克，人均购买胶鞋、球鞋和皮鞋仅有0.3双。40年来，中国城乡居民的衣着需求发生了从“保暖御寒”向“美观舒适”的转变，从“一衣多季”向“一季多衣”的转变，从“做衣”向“购衣”的转变。居民穿着更加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和色彩的搭配，品牌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

家庭耐用消费品不断升级换代。改革开放初期，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成为不少家庭婚嫁必备的“三大件”。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家庭耐用消费品开始向电气化迈进，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成为新的“三大件”。进入21世纪以来，不仅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高度普及，微波炉、排油烟机、空调机、热水器等也成为许多家庭必备的家用设备，而且城乡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

电脑和手机作为新型耐用消费品的普及，更加凸显了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消费的现代化。手机的普及率由1995年的0.3部/百人提高到2017年的102.5部/百人，平均人手一部手机。个人电脑也走进亿万普通家庭，到2017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计算机80.8台，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计算机29.2台。手机和电脑的普及，推动着中国互联网用户爆发式增长，网民规模全球最大。到2017年末，中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3.49亿户，移动宽带用户总数达11.32亿户。互联网上网人数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2017年的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9.1个百分点。

交通出行条件显著改善。201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37.5辆，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19.3辆。高铁和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也极大地方便了城乡居民的远距离出行。定制公交、商务快巴、旅游专线、社区巴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覆盖城乡，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3.居住条件实现革命性改善

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租住单位或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人口多、住房面积小、三代同居一室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农村，四处可见土坯墙加茅草盖顶的低矮住房，盖上几间砖瓦房是许多农民的生活理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重视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持续加大住宅建设的投资力度，着力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难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住有所居”作为改善发展民生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进保障型住房建设、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实施农村困难户建房补助政策。2016—2017年改造农村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300多万户，对589万“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贫困人口实施了易地扶贫搬迁。越来越多的城乡家庭告别低矮破旧、设施简陋的住房，迁入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几十年前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已在不少家庭化为现实。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6.7平方米，到2017年增至36.9平方米，增长4.5倍；同期，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46.7平方米，增长4.8倍。居住质量也同步显著提升，在生活用水、厕所设施等方面实现了革命性的改变。2017年，城镇和农村住户管道供水入户比重分别达到97.7%和74.6%，这在几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使用卫生厕所的城乡居民户所占比重分别达到91.7%和45.0%，使用本住户独用厕所的户所占比重分别达到93.5%和95.4%。城乡住户改水改厕后更加方便卫生，极大地改善了居住生活条件，是城乡居民生活现代化的标杆性指标。

4.旅游成为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元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见证了国人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2017年全国旅游总花费约4.6万亿元，是1994年的45倍，年均增长18%。据统计，2017年，中国人均出游达3.7次，国内旅游人数达到50亿人次，是1994年的10倍。与此同时，出国旅游成为新的时尚。1994年，中国居民因私出境占居民出境总人数的比例尚不足50%；2017年，因私出境居民1.36亿人次，占比超过95%。居民出游方式日益多样化。从国内游到出境游，从跟团游到自驾游、自由行，再到近年来兴起的无景点游、心理旅游、自组团游等，旅游从曾经的“奢侈品”转变为日常“生活元素”，中国人进入大众旅游、全域旅游新时代。

四、教育事业实现发展中国家办大教育的奇迹

教育关乎千家万户、关乎每个人的成长和未来，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入力度，1991—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由732亿元增长至42557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由2.8%上升至4.1%。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现代教育培训体系逐步形成，国民素质显著提高，教育事业取得大跨步发展。

1.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惠性的特点。在较长一个时期，中国义务教育没能实现完全免费。1982年，全国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62.6%。2006年9月，国家正式实施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2007年春季开始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2008年秋全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阶段彻底实行免费，对教育事业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到2016年，中国小学净入学率99.9%，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3.4%，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从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大幅扩大招生规模，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大众化。1978—2017年，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27万人增长到761.5万人，毛入学率达到了45.7%，是1978年高考录取率5%的9.14倍；高校在校生人数从85.6万人增长到2753.6万人。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文化素质。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统计，在全国6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中，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口占比达到13.9%，从业人员中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已位居世界前列。学前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其中，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26.0%提高到2016年的87.5%，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教育公平性不断改善

对于困难群体，国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助学体系，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所有人群，包括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勤工助学、学校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免费午餐、学费减免等。2011年，中央财政拨款100亿元推进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每年投入160 多亿元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截至2017年，90%以上残疾儿童享有受教育机会；80%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学。

五、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医疗卫生为人民健康提供了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深化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加大投入力度，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先进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覆盖面不断扩展，重大疾病防治成效显著，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1.城乡医疗卫生体系日益完善

多层次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从强基层抓起，加强农村三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加快全科医生培养，有序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建设。全面启动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开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探索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办医，多元办医格局初步形成，人民群众多元化、多样化健康需求不断得到满足。2017年，全国共有医院31056个，其中公立医院数量占39.6%，民营医院数量占60.4%；公立医院床位占医院总床位数的75.7%，民营医院床位数占24.3%。

公共卫生安全防控屏障体系更加严密。国家坚持预防为主，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网，组建了一支水平高、能力强的应急防控队伍，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重大突发疫情。整体上，中国卫生应急救援水平走在了世界前列。

2.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稳步提升

城乡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从1978年到2017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从169732个增加到986649个，增长4.81倍。经过结构调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化水平提高，专业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大大增强。从床位总数来看，2017年，全部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约794万张，与1978年的204.2万张相比，增幅达2.89倍。卫生人员队伍规模持续扩大，素质不断提高。2017年，全国卫生人员总计117.5万人，比1978年增长49.1%。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长2.65倍，其他技术人员增长18.8倍，工勤技能人员1.59倍。医院人员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总人数的78%，中专毕业者占20.9%。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从“赤脚医生”到“业内专家”、从“乡村诊所”到“专业医院”的巨变过程。2017年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的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结果显示，从1990年至2015年，中国是医疗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婴儿死亡率从1982年的34.7‰，下降到2017年的6.8‰。孕产妇死亡率从1991年的80/10万，下降到2017年的19.6/10万。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上升到2017年的76.7岁，不到40年时间提高了将近10岁。

3.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人口全覆盖

中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探索，已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目前，中国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基本实现人口全覆盖。截至2017年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制度等三项基本医保制度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以上。为确保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有效运行，国家不断加大补助力度，提高补助水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政府补助标准从2009年每人每年80元增加到2017年的450元。医疗补助标准及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不断提升，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人均医疗补助标准已经提高到28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所花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约为75%及70%。

4.城乡居民医疗负担持续下降

40年来，中国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1998年为4.3%，2017年为6.2%。随着政府、社会对医疗卫生投入持续增长，中国卫生总费用结构更加优化，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已从2001年的60.0%，下降到2017年的28.8%。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倾斜政策全面实施。2016年以来，国家对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性医疗保障政策，新农合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对贫困人口采取特殊医疗保障措施，2017年全国贫困人口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平均为16%，比2016年下降了27个百分点。实施精准脱贫以来，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原则，精准施策、分类救治，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到2017年，全国已有581万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

六、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实现城乡统筹的根本转变

社会保障和救助不仅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政策托底保障的主要方式，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由城镇职工“单位保障”向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根本性转变，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社会保障网不断织密扎牢。

1.多层次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基本建立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先后建立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形成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着手全面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普遍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启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和基金中央调剂，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制度，积极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经过不懈努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从企业单位保障到社会保障，从企业单方责任到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担责任，从城镇职工到城乡居民的重大转变。

社会救助是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项保民生、托底线、促公平的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元化救助制度体系，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经过多地多年试点，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至当年9月底，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全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到当年9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777个涉农县(市、区)全部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进一步整合社会救助体系。2014年，国务院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行政法规规定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受灾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临时救助等八项社会救助制度，构建了一个民政统筹、分工负责、相互衔接，政府救助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

2.社会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各项社会保障的覆盖人数迅速增加。目前，中国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超过9.2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5亿人，基本实现全民参保。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均达到2亿人左右，覆盖了绝大多数职业群体。中国社会保障扩面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2016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

3.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水涨船高

在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的建立完善过程中，国家持续加大投入力度。2000年，以社会保障支出为主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为1517.9亿元，占当年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9.55%；到2017年，大幅增长到24812.4亿元，比2000年名义增长15.35倍，占当年国家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12.2%。随着投入的增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连创新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自2005年到2018年连续14年上调。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从2007年的人均40元增长到2018年的490元。全国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水平达到1228元，工伤保险待遇不断提高，生育待遇水平提高到人均1.81万元。待遇水平的稳步提高，保障了参保人员的基本生活，让人民群众分享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国家投入社会救助的财力不断增长，低保标准逐年提高。2006—2017年，国家用于农村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从43.49亿元大幅增加到1051.8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35.9%；保障标准从每人每年850.8元增加到4300.7元，人均补差从414元增加到2600元。同期全国城镇低保平均标准从169.6元/月增加到540.6元/月，名义增长2.19倍；城市低保人均补差额度从83.6元/月增加到356.2元/月，名义增长3.13倍。

结束语

改革开放的40年，是民生大发展、人民得幸福的4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不仅创造了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人间奇迹，也创造了更加美好的生活，有了更充裕的收入、更满意的工作、更优质的教育、更多彩的消费、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人民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方面还有更多的期盼。

中国的民生发展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中国将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会更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4.山东鄄城黄河滩区迁建：告别“水窝子”，圆了“安居梦”

黄河滩区，是母亲河东流入海前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道“难题”。

决口改道，堤防修筑，自然条件艰苦，基础设施薄弱，发展能力受限，致使数十万老百姓被“困”在黄河滩区。“出行难、上学难、就医难、安居难、娶亲难”，他们频受黄泛之苦。这其中就包括我市8个乡镇、77个行政村、182个自然村、145589人。

黄河滩区是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短板地区”，更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为了不让滩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一场旨在改变百姓命运的“脱贫迁建”战役在滩区打响。

自迁建工程启动后，越来越多的滩区居民开始告别 “水窝子”，生活有了新模样。日前，鄄城县李进士堂镇迁建试点二期的两个滩区村庄完成搬迁，村民乔迁新居、旧村拆除复垦。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赶到现场，记录下他们安居梦圆的时刻。

频受黄泛之苦，往昔不堪回首

时间回溯到1855年，黄河突然在河南决口改道，由东南向东北急转至山东入海。随着黄河堤防的修筑，鲁豫两省数十万人被“圈”进河滩，在频繁的水患中艰难繁衍生息。这其中，就包括李进士堂镇。

李进士堂镇位于鄄城县东北部，北隔黄河与河南省范县陈庄乡毗邻，辖16个行政村，35个自然村，人口3.1万人，耕地4万亩。1996年8月那场洪水后，滩区群众集中搬迁，仍有6个村庄的8000余名群众生活在黄河滩区。

从李进士堂镇政府往北，5分钟的路程，黄河滩区的模样便浮现在眼前。

不到滩区，很难想象滩区的情景。

家家户户房台高筑，每户人家都像是一座“孤岛”，村中“沟壑”、“深坑”随处可见。记者采访时恰逢雨后，村里的道路泥泞不堪。透过这一座座“孤岛”、“沟壑”，似乎能跨过时间看到当年大水冲击过的痕迹。

“因为距离黄河比较近，滩区里的房子都建在高高的土岗上。”李进士堂镇田楼村村民彭存一说。这6个村子距离黄河近到什么程度？据说，李进士堂镇芦井村曾是距离黄河最近的一个村子，该村距黄河最近的一处房子，只有30多米。幸运的是，芦井村作为迁建一期工程，全村已经外迁完毕。

这样的近距离，预防水患自然就成了村民们长期的任务。但是，随着几次洪水泛滥，河道不停变动，村里的大片耕地被冲毁，大半个村庄被侵蚀，尤其是1996年8月的那场洪水，让不少人至今仍心有余悸。

那场洪水，被简称为“96·8大洪水”。据官方统计，那一年洪水导致漫滩面积58.2万亩，淹没耕地42.9万亩，倾倒房屋3.79万间，受灾村庄279个，受灾人口17.8万人。

“黄河涨水，一眨眼的时间家就没了，锅碗瓢盆、鸡鸭等家畜都冲跑了。那段时间，只要水不下，村里人就只能睡屋顶上，垫土筑台、窝棚过节、投亲靠友也都是常有的事。”近70岁的彭存一对黄泛之苦记忆深刻。

除了“96·8大洪水”，还有1958年、1976年、1982年等特大洪灾。每一次洪灾过后，留下的都是满目疮痍。

大小洪水频繁，不少村民过着“搬迁重建、大水冲倒、再搬迁重建”的悲情循环，村子里但凡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戏称：前半生让黄河水撵着跑，后半生垫土筑台与淤沙“赛跑”。

贫穷、不便，村民盼望告别“水窝子”

正是因为频繁重建，在滩区，一直流传着“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的说法，意思就是老一辈人要用4个3年的时间，才能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可即便如此，一场洪水过后，半辈子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可能就付之东流。

“村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垫土筑台盖房子上，到后来，垫土比盖房子花的钱更多。”鄄城县李进士堂镇副镇长李喜莲说。

正是因为频繁的重建、搬迁消耗着村民的大量精力，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了滩区村落的发展。走在尚未搬迁的大辛庄、小辛庄两个滩区村庄，高低不平的村落、破旧的房屋随处可见，几乎没有青砖绿瓦和硬化路面，甚至还有不少砖块和土坯混盖的房屋。

“天晴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这话一点都不假。”在出行方面，不少人感觉十分受困，68岁的王永梅告诉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出行要翻越“大堤”，像她这样的老年人最受影响。“年纪大了，不敢骑电车，大堤比较陡，骑三轮车根本上不去，村里经常有老人因为爬堤摔倒。”王永梅说。

老年人不便，小孩子上学也是受困，无论上小学还是初中都要“翻堤越岭”。

“村里没有学校，而且不通柏油路，送孩子上学要翻越大堤，每天上堤、下堤得八趟，时间都浪费了。而且，如果遇到雨天，那就更难了，那些土路都成了泥巴。”田楼村村民李凤春对孩子“上学难”深有感触。

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采访发现，由于生活不便，经济收入不乐观，留在滩区村中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在村干部口中，这是典型的“38(妇女)、61(儿童)、99(老人)部队”，异常落后的基础设施让外出打工的人不愿再回到本村。

“挣到钱的年轻人在外买房，赚不到钱的回到家都没法结婚，哪个外地的姑娘愿意嫁到这个穷乡僻壤的滩区里来？”一位滩区村干部说。

乔迁新居，滩区老村换新颜

随着改变滩区百姓命运的“脱贫迁建”工作的逐步推进，这个困扰数十万人的“世纪难题”迎来了破解时刻。

2015年，鄄城县李进士堂镇苏门楼、芦井两村被省政府批准为山东省黄河滩区迁建一期试点工程。

2017年10月25日，芦井村、范门楼村812户、2688名滩区群众乔迁新居，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据介绍，一期试点工程规划用地161亩，建设内容包括住宅楼、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等。其中住宅面积78297.514平方米，公共配套面积21295.03平方米，新建2层住宅110栋、4 1层住宅26栋、2层公共服务中心1栋、3层幼儿园1所。看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老百姓对滩区搬迁自然是既支持又盼望。被列为二期、三期四个村子的村民更是望穿秋水。

今年10月底，迁建试点二期的田楼、盐店两个滩区搬迁村庄完成搬迁，935户、3090人经过集中选房住进了心仪的居所，整体工期提前了三个月。王永梅就是其中一户。

“新楼房、新社区、新家电，不仅有了安稳的家，而且小区里还有广场、超市，这在以前做梦都想不到。”告别了居住60多年的滩区“水窝子”，王永梅和老伴搬进了新居。

统一外观样式的多层楼房整齐划一,水泥硬化过的小区街道平坦整洁，车辆有序进出小区、各种配套完善，农村里有这样一处小区，显得特别“耀眼”。“这放在几年前，是不敢想象的。”王永梅感慨，如果不是滩区迁建整村搬迁，王永梅的子孙们或许仍漂泊他乡。“村子贫穷落后，孩子们都是在外自谋生路。现在村子搬迁，有了新房，儿孙们都在小区里要了房。”她说。

王永梅告诉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68岁的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都有了孙子，两个儿子都有各自的家庭，因此他们在新搬迁的小区里买了三套房子。搬迁补偿按照人头计算，每人28400元，王永梅老两口用了7万元钱住进新房。而她的大儿子家因为人多，补偿也多，如果不是大儿子选购车库补了5000多元钱，五口人算下来补偿款还有剩余。

王永梅说：“这七万块，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给拿的，电视机是孙子给买的，空调是侄子给买的，我们老两口没花一分钱就住进来了。”跟着王永梅，记者走进她8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两个老人居住，两室一厅已算是十分宽敞了，干净、整洁，对比滩区房子，简直是天壤之别。“以前总怕水淹，所以家里也没什么像样的家具，现在不一样了，该买的、该有的都有了。”王永梅说。

搬进新房不仅改变了生活环境，还无形中改变了村民的素质。

“原来出门进门一身泥，现在都开始讲究卫生了，尤其是住楼房，村民们都约定好清扫区域，定时清理，小区卫生可干净了，我们越来越像城里人了。”李喜莲说。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习惯，李进士堂镇特地举办了培训会，给村民们“上上课”，教他们用马桶、保持小区卫生、举办农民运动会……

圆了“安居梦”，还得念起“致富经”

除了迁建试点工程，在鄄城，针对黄河滩区居民，还有易地扶贫搬迁、脱贫迁建村台建设和居民外迁等民生工程，这四大工程涉及董口镇、旧城镇、李进士堂镇、左营乡4个乡镇，49个自然村，13093户、41557人，计划总投资约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无论是滩区迁建还是村台建设，针对黄河滩区居民居住环境改善，鄄城县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尤其是脱贫迁建村台建设项目，涉及旧城镇22个自然村，5721户、17894人，规划总投资21107.65万元，规划建设4个村台。四个村台吹沙淤填任务今年6月底全部完成，正在开展包边盖顶施工，村台社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招投标工作。目前村台自然降水已达4个多月，经地质勘测公司勘测，村台含水量还相当惊人，台顶以下3.5米-8米含水量高达25%-28%。针对这种情况，结合村台社区启动建设时间要求，正在进行村台降水探索试验。从试点成效来看，还相当不错，待试验成效达标后全面推广。

无论是滩区迁建还是村台建设，其宗旨就是改善滩区百姓居住条件、脱贫致富。既要搬得出，还得稳得住，黄河滩区居民居住环境改善了，还得兜里有钱，有项目，能致富。为此，鄄城县根据本县实际和滩区特点，以人发、休闲用品等优势产业为支撑，在居民迁建点试点项目建设扶贫车间。

“让群众到扶贫车间来，有活干，能挣工资，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的。送项目到村，送技能到人，送就业到户，送政策到家，实现村村有项目、户户有良策、人人有岗位、兜底有政策。”在滩区迁建工作中，鄄城县县长袁红兵反复强调。

和王永梅一样，张素云也是李进士堂迁建试点二期搬迁的滩区村民。她搬进新居以后，就在小区里的人发制品车间上班。“缠头发、做包装，计件算工资，一天七八十元，而且就在家门口，方便，不耽误接送孩子、做饭。”张素云说。

为了保证滩区百姓“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我市立足滩区特殊地理环境，制定实施了《菏泽市黄河滩区农业产业扶贫发展规划》，积极申报国家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鄄城县制定了 《鄄城县黄河滩区农业产业扶贫发展规划》，着力打造滩区“一带、三大园区”产业发展格局，重点发展绿色高效农业、旅游业和第三产业，力促三产融合发展，同步推进扶贫车间建设，做好困难搬迁群众后续帮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