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困境：隐形的村村通”拦路虎

农村金融历来是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由于“三农”的复杂性，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和面临的挑战与以城市中小企业为主的普惠信贷主体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我们走访了东中西部八个省份的广大农村地区，与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农业产业公司、基层干部、一线业务人员和农村居民进行了广泛交流。

本期报道以农村金融的重要基础设施“助农取款点”为切入点，观察农村金融的现状和挑战。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羊角镇的文明路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在这不到百米长的街道上，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茂名农商银行三家金融机构的网点汇聚于此。

茂名农商银行羊角镇网点作为专门服务本地农村的银行，从橱窗玻璃到营业厅内的各种标识，都展示着各种贷款产品的介绍。

紧挨着邮储银行的一家药房，门口挂着“邮储银行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的牌子。记者中午进店时，不到十分钟就有三位从周边村子过来的老人前来取现金。店员翻阅着登记本说，多的时候一天能有四五十位老人来此取现金。

药房对面的羊角镇党群服务中心门口也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但进入大厅后发现，除了墙上贴着宣传工商银行助农金融产品的标语外，没有工商银行的柜台或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工商银行只在这里挂牌子，不开展业务。

经过数月的走访，我们发现茂名羊角镇的文明路呈现了当下农村金融的一个缩影。

国家层面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已十余年，“三农”一直是重点服务对象。多年来，农村金融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

普惠金融在农村的落地形式主要包括基础金融服务、贷款产品、农业保险和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其中，承担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重任的金融基础设施是观察农村金融的重要窗口。

这项基础设施在不同地区和机构有不同的称呼。如河南兰考设立的乡级普惠金融服务中心和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以及与村里商店挂牌合作的“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或“助农取款点”。

顾名思义，这些助农取款点的主要作用是为不会使用手机支付和不便去银行网点的老人提供支取现金的服务。走访中了解到，如今农村参保的60岁以上老人每月都会有一笔养老金。

远离县城或乡镇的村庄，如果设有助农取款点，老人们就会每隔一两个月，带着社保卡到村里的取款点领取现金，用于日常开销。

大多数地方的助农取款点合作银行，都是为当地老人办理社保卡的发卡行。例如，兰考县农村老人的社保卡主要由中国农业银行发放，因此当地村庄的助农取款点也主要由中国农业银行设立。茂名羊角镇的这一角色由邮储银行承担，而邻近的高州市则由高州农商银行负责。这些助农取款点如同一条条毛细血管，将银行网点无法覆盖的村庄连接起来。

在官方文件中，这是普惠金融“村村通”工程的一部分，也被称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村村通”工程通常由各级政府或金融监管部门提出要求、下达任务并纳入考核，而银行则是实际执行方。记者从兰考县金融管理部门获得的文件显示，村级普惠金融服务站实行主办银行制度，由银行负责提升服务站硬件设施、开展业务培训。在广东省新一轮的“村村通”工程中，以县为单位，各辖区内的普惠金融服务点由当地农商银行负责人员和设备，成本自负。

多位广东农商行人士告诉记者，以前的普惠金融服务点使用的是小型POS机，设备成本仅数百元。如今新一轮设备升级，投放的“粤智助”机器比家用打印机还大，成本高达上万元。记者在茂名辖区多个农村走访发现，“粤智助”的线上功能比传统POS机丰富了许多，例如可以查询征信等，但却不支持现金取款。这使得只配备了“粤智助”的普惠金融服务点，无法提供农村老人最常用的取现服务。

据记者了解，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或助农取款点，主要有两种合作形式。一种是与各村委会合作，将设备放置于村党群服务中心，由村委会工作人员负责村民日常金融服务。另一种是与村里的商店合作，店主经过培训后为村里的老人办理转账、存取款等服务。

在记者走访的全国50多个村庄中，大多数助农取款点都设在村里的商店。这种方式成本低，也更贴近村里日常生活。而一些设置在村委会的普惠金融服务站，由于兼职的村委会工作人员难以随时为村民提供金融服务，服务效率不高。

记者在河南兰考、广东茂名、江门、浙江丽水等地走访的五个设在村党群服务中心的普惠金融服务点，就因为关门或相关人员不在岗而无法及时提供服务。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村村通”工程，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如同一条条蜿蜒进乡间的柏油马路，在农村遍地开花，极大地方便了农民获取日常金融服务。

2016年12月获批设立全国首个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的兰考县，根据记者获取的官方文件，下辖的464个行政村已全部设立了普惠金融服务站。正在推进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江西吉安，目前已在全市布设了超过3000个助农取款点、保险“三农”服务站等。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旗下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已覆盖河南省内超过4万个行政村。

这些数字代表了过去十余年来政府部门和银行支持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面不断提升的切实成绩。但“村村通”工程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盲区，需要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在记者实地走访调查后发现，普惠金融取得优异成绩的也存在不足之处。即使在多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所谓的“村村通”、“全覆盖”也尚未实现。

在兰考县三义寨乡范台庄村，中国农业银行设立的农村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设在文静副食超市门前。除了帮助村民取款，店主还会收集村民的贷款需求并上报银行。一路向北，在黄河边的夹河滩村，党群服务中心办公桌上放置着“普惠金融”桌牌。但当记者询问时，值班的老干部却说不出“普惠金融”具体能做什么。村里一家小卖部的老板表示，夹河滩村没有助农取款点，村民取现只能去附近设有该服务的村庄。

类似的情况在记者走访过的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

2022年9月，浙江丽水被批准成为国家级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记者在丽水下辖的松阳县和景宁畲族自治县走访发现，除了当地农商行网点外，建行、农行、邮储银行、浙江稠州银行等也设立了普惠金融服务站。这些服务站大多与商铺合作，可见性较高。

丽水以山地为主，许多村庄位于山中，交通不便，驱车需要翻越多个山头，距离银行网点较远。理论上，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对身处大山中的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记者走访发现，普惠金融服务站往往设在人口较多、交通集中的中心村，覆盖周边临近村庄，但尚未实现真正的“村村通”。

丽水许多农村地区空心化严重。景宁县叶谢村共有60余户，但据村民介绍，常年居住在村里的只有5户，其他村民都已搬到县城或外地打工。叶谢村没有小卖部，每周只有一辆载着日用品的商贩车来村里售卖。村里没有金融服务站，取钱只能去乡里的银行网点。

从叶谢村翻过几个山头，就能到达大地乡。这是一个典型的“空心化”乡镇。据公开信息显示，大地乡户籍人口6769人，常住人口仅512人，占比7.5%，有些村庄已经完全无人居住。留守的村民基本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邮储银行在大地乡设有一个网点，但每月仅营业两天。网点旁边有中国邮政设立的金融服务站，供老年人日常取现。但记者到访时，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POS机自去年十月故障后一直未修好，无法提供相关服务。

机器设备维护不及时的问题在记者的走访中经常遇到。兰考县崔园子村的普惠金融服务站设在村委会，记者在3月初到访时，村干部表示，POS机已坏了一个多月，尚未维修。茂名高州市柏桥村党群服务中心里的一台建行金融服务设备，记者在3月下旬到访时，机器贴着一张故障无法使用的字条。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走访的十余个县市中，兰考和丽水的金融服务覆盖面相对较好。而在许多地方，由于人口流失、银行成本负担重等原因，许多助农取款点正在消失。景宁农商行下属网点的一位信贷经理告诉记者，近年来周边不少村庄的普惠金融服务站已被撤销或停止运营。

据吉安金融部门工作人员透露，近年来吉安辖区的普惠金融服务站有所整合，数量减少。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年初就指出，部分地区的助农取款点因成本高、收益低、资金支持不足而逐步减少，农村支付供给的可持续性存疑。

客观而言，上述问题与农村环境变化有关，但部分地区因机器故障导致无法运营只是暂时的障碍。文章开头提到的茂名羊角镇未曾实际运营的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点，则值得关注。

记者采访了金融机构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普惠金融服务站点的建设考核体系。全国性大行主要根据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地县支行。地方政府则要求本地农商行和农信社为主体建设普惠金融服务站。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如兰考、丽水、吉安等，也会向其他股份行和城商行分派指标，以加快“村村通”工程。

农商行等银行在农村网点较多，建设这些站点较容易。但对于面向非农地区的银行而言，这项任务可能难以完成。在基层落地过程中，部分银行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了“只挂牌不办业务”的形式主义做法。甘肃天祝县和永登县的两个便民金融服务点就是例子。

部分普惠金融服务点实际用途有限。丽水市景宁县大均乡的普惠金融服务点主要服务游客，但游客多用移动支付。当地居民的社保卡与景宁农商行合作，致使其他站点实际使用率低。丽水普惠金融之窗虽装饰精致，但上午10时大门仍紧闭，无人值守。

在兰考县，建成近三年的兰考数字普惠金融小镇显得很萧条。营业主体仅十余家，多数房间仍为毛坯状态。小镇周边是农田，一排小楼挂着国有大行和地方银行的门头招牌。

一些银行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在一些地方设立了网点，但从现场遗留的痕迹来看，这些网点大多都已荒废，只有中国农业银行的一家网点还在正常营业。据小镇工作人员透露，这些已经关闭的银行网点，只在小镇刚建成、领导来考察的时候短暂运营过一段时间，之后没多久就陆续关门了。

记者从东到西一路调研，无论是广东、浙江的山区农村，还是内蒙古、甘肃的高原戈壁滩，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商店、小卖部里，微信、支付宝付款码随处可见。过去十年，随着中国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里，已经部分进入了“无现金社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地区助农取款点减少的现象，以及一些“形式主义”背后的无奈，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政策制定者和银行来说，应该重新认识当下真实的农村金融现状，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减少无效工作和重复动作，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农村金融真正需要的地方。

来源：证券时报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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