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世界遗产半壁江山，缘何钟情中华？

石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交汇着多元文化，记录着文明之间的交流。作为石窟遗产大国，中国石窟犹如繁星散布，串联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勾勒出一幅中外文化交流的画卷。“东西问”栏目特推出“中国石窟”系列，带读者穿越古今，领略石窟之美，探寻文明互鉴之光。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石窟，为何近半在中国？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宁强接受专访，揭秘石窟背后的文化交流史。

石窟从何而来？经历怎样的演变？

宁强：从广义上来说，石窟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诞生息息相关。洞穴曾是人类的居所和艺术空间，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都存在过。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壁画、浮雕就诞生于洞穴之中，如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距今已有一万多年。

现存的石窟作为人类文明遗产，主要指佛教石窟，与佛教修行密切相关。公元前3世纪，印度出现了以佛教为题材的阿育王石柱，随后出现了以佛教石塔为中心的纪念性地面建筑和洞穴中的石塔。公元2世纪至3世纪，真正的以佛像为核心的石窟寺开始出现，各地陆续开凿出最早的佛教石窟。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人们在山中修建石窟安放佛像；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新疆喀什三仙洞凿于东汉时期；同期四川乐山也出现了与墓葬结合的崖墓佛教石窟；新疆库车一带则出现了一批以居住和修禅为目的的石窟，壁画满墙。

公元5世纪，东亚、中亚、南亚掀起佛教石窟修建的高潮。印度阿旃陀石窟建于5世纪，与中国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齐名；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和周边石窟也修建于这一时期。

佛教石窟的起源并非单一，而是多点出现。随着石窟居住、修行的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各地因地制宜创造实践。石窟文化是亚洲古代文明的共同现象，是社会结构、思想、宗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产物。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石窟艺术之间很可能存在相互影响。

2014 年，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部分，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归功于这些地区的古代居民有着共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产生了石窟这一文化瑰宝。

记者：目前世界范围内共有 20 多处石窟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近一半位于中国。为什么中国拥有如此众多的石窟？

宁强：石窟是融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有机综合体，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产物。作为一种国际性的艺术、文化和宗教现象，石窟是南亚、中亚、东亚地区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石窟也与中国人的历史观、文化观和审美观高度契合，因此在中国留下的遗址最多。

中国石窟广泛分布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石窟的建造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自然山水间开凿石窟，汇聚天地灵气，修行参禅，恰好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二、石窟的居住环境符合中国人中庸的处事态度。中国古人注重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保持平衡，“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典故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石窟开凿的位置既利于生活、修行，却又离人口聚集区保持一定的距离，满足了修行者的需求。

三、石窟中的艺术创作彰显了中国人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十分注重历史的记录和传承，通过佛经、壁画、雕塑等形式，人们将神灵的故事、自身信仰和情感刻在石壁上、置于洞中，既供人敬仰，又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中国拥有众多石窟遗迹和文化成果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幸运。如今，人们依然前往山西大同欣赏云冈石窟的大佛，前往敦煌领略莫高窟的千年艺术瑰宝，体现了中国人对石窟及其文化的持久喜爱。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对石窟遗产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如中国，这与各自不同的文化观念有关。

记者：您的著作《中国石窟之美：走进西域》中提到，人们通常认为佛教艺术是从西方传入东方的单一模式，但实际上中原文化对西域艺术也产生了影响。结合您多年来的考察调研，石窟如何体现东西方的文化交融？

宁强：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多向的过程，不同文化之间会相互影响。

古代的交通旅行和观念传播远比我们今天想象的更加密切。南亚僧侣东行中国传播佛法，中国僧侣西行前往西域，还有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商贾和使臣，文化在人员往来中得到了传播。

中国石窟文化并非外来文化，它从一开始就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紧密结合。在中国石窟中，可以看到中国本土文化、西域文化以及犍陀罗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子。

## 中国石窟的魅力：西域之旅

中国石窟，从诞生到繁荣，见证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华文明的影响就已经传播到西域。以新疆克孜尔石窟为例，其壁画中的天相图就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元素：既有西方文化中僧人在天空中飞翔的场景，也有东方文化中月亮上蟾蜍的形象。克孜尔石窟所在的库车地区，曾是古代龟兹国的领土，当地出土的彩陶与甘肃、青海的彩陶在造型和纹饰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鸠摩罗什就出生于龟兹，后来迁居长安，将大量印度佛经翻译成汉语，是一位使用汉语的库车人。

每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但开放包容，吸纳外来文化并将其融入自身文化，是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事实上，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不同文化交流欣赏、相互碰撞融合、共同发展的过程。

**记者：石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当前国际上的石窟研究状况如何？**

宁强：早期，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将敦煌石窟中大量的历史文献、佛经、壁画、法器等文物运往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受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以敦煌学为代表的石窟研究主要由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主导，中国一度处于落后地位。

西方对中国石窟的研究只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由于大部分石窟都位于中国，中国的石窟研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对莫高窟文物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研究能力大幅提升，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西方。目前，中国的石窟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记者：在石窟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各国越来越重视国际合作，这种合作有什么意义？**

宁强：过去，中国在文物保护和利用方面得到了很多国际援助。西方发达国家曾为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提供文物保护技术，并帮助培养中国文物保护专家。现在，中国的文物保护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拥有丰富的石质文物保护经验，开始肩负起大国责任。当年接受培训的专家也承担起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参与国际合作的使命。

例如，从1993年开始，中国与柬埔寨、法国、日本、意大利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了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30多年来，中国深度参与了周萨神庙、茶胶寺、王宫遗址等多项文物保护工作。近年来，在“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框架下，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在联合考古、世界遗产等领域开展合作，参与保护急需抢救的国际文化遗产。

石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今天人们依然对千年前的石窟充满热爱，这不仅是对古代文明成果的尊重，更是一种文化共鸣。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石窟遗产，让文物“活”起来，不只是用高科技手段让壁画中的人物“动”起来，更要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取之不竭、传承发展的文化资源。这种生命力，正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

宁强，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身兼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画家数职。他拥有哈佛大学艺术学博士学位，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并入选北京市“海聚工程”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北京市特聘专家。

宁强教授曾在耶鲁大学、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以及康涅迪格学院等美国高校任教。2008年回国后，他受聘于兰州大学艺术学院担任院长，同时兼任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学术专长集中在敦煌艺术研究、西域考古以及“一带一路”艺术与文化研究等领域。

宁强教授已出版多部著作，包括《敦煌石窟艺术——社会史与风格学的研究》《敦煌石窟寺研究》《敦煌佛教艺术——美术史的分析》以及英文著作 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中古中国的艺术、宗教与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