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笔深耕，探寻无垠沃土

“文章学”近年来在学术界逐渐升温，最初是古代文学研究者深入其中，后来现代文学研究者也开始关注，相关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新文学的诞生，意味着与传统辞章的告别，并尝试向域外文学学习，但也有人坚持传统文章之道，融合口语和翻译语言，探索新的道路。一些京派学者和作家的随笔就体现了这种探索。这其中涉及文脉传承的问题，如何在古风和时风之间汲取养分，也影响着审美趣味的走向。如今人们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汉语写作的奥秘，或许也是古今融合话题的延伸。

许多优秀的散文和随笔，都出自小说家、画家、学者之手。也有例外，比如新疆的李娟，她的文章清新自然，如同天籁，和民国作家萧红一样，令人难以企及。汪曾祺曾说他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这表明他更重视小说的创作。汪曾祺也研究过文章之道，他的散文和小说在语言上都带有古风，平淡之中蕴藏着六朝的飘逸和明人的散淡。他也认为，优秀的小说家，散文和随笔也不能敷衍了事。

自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汉语写作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修辞功能与以往不同。周氏兄弟的文章之所以出色，就在于他们在传统文章中融入了新元素，句子和词组更加灵活，已经摆脱了桐城派的影子。新文化运动之后，文章写得好的大多是翻译家，他们用母语对应新的文章风格，表达自然有所改变。我记得夏丏尊在翻译日本作家国木田独步的作品后写过一篇后记，文章很有吸引力，意思在起伏的韵律中跳跃，美感油然而生。叶圣陶也喜欢翻译，他的散文也独具风格，既避免了京派的书卷气，也没有海派的散漫。他编辑过国文课本，懂得行文克制，没有词语堆砌的毛病。我过去曾关注过民国的散文史，谈到当时的文章，除了周氏兄弟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废名、郁达夫、梁遇春等。比如梁遇春只活了二十几岁，却留下了不少佳作。他生前主张随笔写作不必过于用力，否则会有堆砌之感。梁遇春认为胡适让年轻人努力写文章，其实有些问题，参考西方作家的经验，文章应该是率性而为的，他对兰姆的推崇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梁遇春不愧是文章高手，他的作品发自内心，富有诗意，思想游走于中外之间，毫无古今之隔阂。他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但文字却没有明显的欧化倾向，那些谈论莎士比亚等人的文字，丝毫没有徐志摩式的欧化语汇，反而让人想起六朝的古风。所以废名才会如此赞美他：“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中的六朝文，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我们羡慕不来也学不来，在他写给朋友的书信里，或者更能体现他的特色，玲珑多姿，繁华秀美，其芜杂亦相当可观，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的，秋心年纪尚轻，所以容易流于技巧，稚嫩也在所难免，如今这些都只是为我们对他的英灵增添光彩……”

不知为何，后来的散文随笔创作，沿着类似路径探索的并不多。到了20世纪40年代，文章越来越长，文风变化很大，思想却逐渐淡化。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大型历史散文和厚重的历史演义都很流行，但在语言方面缺乏创新。

近年来，学术论文与随笔写作兴起，导致语言变得粗糙随意。小说可以叙事宏大，随笔散文就不能了吗？由此引发了篇幅广阔的随笔散文盛行。

文章承载着历史与时代精神，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西方的散文随笔多种多样，笔者虽读得不多，但印象深刻的是俄国的赫尔岑。他的《往事与随想》内容驳杂，思想与艺术交织闪耀。

巴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翻译了《往事与随想》，其中寄托了他的精神寄托。这部作品以作者的少年时期为起点，记录了各种革命风暴，堪称鸿篇巨制。巴金自己的随笔却篇幅较短，并未追随他所敬仰的作家。

晚年的巴金在《随感录》中受赫尔岑影响，但仍是篇幅短小的随笔，故事和思想都较为简约。对比两人的写作风格，发现中国作家似乎不太擅长写厚重的作品，可能与思维方式有关。

张中行的《流年碎影》虽有回忆录的厚度，但仍是片段的连缀，缺乏小说家的故事叙述。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却宛如小说家的著作，画面感与哲思交替涌现。这或许与文化背景有关，赫尔岑的书融汇俄语和法语，思想也呈现反差性。他所写的事件与所思所想相得益彰，而中国人的思维则略有不同。

王国维和鲁迅的作品中，短篇较多，近似于小品文，背后的寓意与西方作家也存在区别。

札记和感言的优势在于简洁明了，不受宏大叙事的束缚。但言外之意往往包含其中，不乏隐喻意味。傅山的文章均在千字之内，却饱含深意，如同他的书法，回味无穷。

季羡林一生以写短文为主，认为该说的都在几句话里，无需逐一详述。但有时也会觉得他是在隐藏什么，隐去真话。这或许是文章戛然而止的原因。过去有人将其视为消极，但作者自己认为并非没有愤世之处。

中国文章往往带有一点捉迷藏的意味，仅从字面上难以尽解。钱锺书的《管锥编》中的某些条目也体现了这一点。

钱锺书晚年写作时选择使用文言而非白话，原因有很多。个人认为，这是他有意对抗流行的书写方式。他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某些文字表达方式似乎一直不满，他的趣味更倾向于学衡派。

学衡派的文学主张反对进化论，认为古代旧文学与旧思想自有存在的价值，不可被淹没。这对于新文化人的进化文学观而言，是一种纠正。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广泛认可。

学衡派的某些老人的文章大多写得不好，学术抱负有余，审美才华不足。钱锺书与他们不同，他没有标榜派别，也没有喊口号，而是默默行走在文化的道路上，文章也高于学衡派的人。他既有学识，又有文笔，因此显得气度不凡。

钱锺书给我的启发是，不能墨守成规，应该环顾内外，同时深挖某一领域，才能站得稳，看得远。可惜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做到。

十多年前，我在《写作的叛徒》一书中曾涉猎“文章学”的话题，如今我正在对这本书重新编辑和扩充，并以《表达者说》为名重新出版。写作容易带有职业腔调，我也未能免俗。有时我希望自己能够摆脱旧习，不再循规蹈矩。

我感觉自己一直在重复老路，没有突破，作品中充满了陈旧的气息。这让我常常讨厌自己的文字，觉得它们大多平庸无奇，甚至显得生硬造作。

巴金先生曾说，作家应该敢于讲真话，要充满真情实感。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很难。 克服惰性，直面虚伪的言行和矫揉造作的表达，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