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碳市场三周年：碳价翻番 扩容将至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运营三年有余。四年前，我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年后的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简称碳市场）正式上线，首批纳入了2162家发电企业，覆盖全国碳排放总量约40%。

截至2023年底，碳市场已纳入2257家发电企业，累计成交量约4.4亿吨，成交额约249亿元，覆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1亿吨。目前，我国碳市场已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其发展迅速，正在通过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和完善市场机制，展现出在推动我国温室气体减排和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碳市场价格持续上涨**

去年7月，全国碳市场挂牌协议交易最高价达到65元/吨。此后，碳市场价格一路攀升；今年4月24日，全国碳市场收盘价为100.59元/吨，首次突破百元关口，较交易首日的开盘价48元/吨翻倍。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城市发展与低碳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石敏俊表示，碳市场价格上涨主要由供需关系决定。此前，我国碳市场试点交易价格相对较低。例如，天津为20多元，北京约在30-40元，广东和深圳稍高，为50多元。这种低价与碳排放配额发放的宽松程度有关。配额严格，碳价偏高；配额宽松，碳价偏低。

石敏俊指出，“供需关系的背后则是政策的影响。”在碳市场中，政府通常设定一个碳排放配额总量（CEA），并将其分配给各个排放实体，如工厂、发电厂等。配额总量反映政府的减排目标和决心。

市场预期也推动碳市场价格变化。石敏俊表示，从历史数据来看，第二个履约期的价格高于第一个，第三个履约期的价格又高于第二个，显示出明显的上涨趋势。市场预期在这一趋势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履约期内，参与碳市场的企业需向政府或交易中心提交相应数量的碳排放配额，以证明已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支付成本。石敏俊解释说：“履约期临近时，碳市场交易价格通常会上涨；其他时间，交易量和价格都相对较低。这一周期性模式表明，市场参与者在履约期临近时会增加交易活动，推高价格。”

自2021年7月启动以来，我国已经历两个履约期。2019-2020年为首个履约周期，标志着我国碳市场的正式启动。在此基础上，2021-2022年的第二个履约周期进一步发展碳市场。

目前，全国碳市场即将迎来第三个履约期。2024年7月2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3、2024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全国碳市场第三个履约周期进入正式启动前的最后阶段。

界面新闻注意到，近两个多月来，碳市场交易价格已回落至90元/吨左右。截至7月15日，收盘价为87.05元/吨，较前一日下跌3.47%。

石敏俊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和碳中和目标的深入认识，碳市场交易价格的上涨势不可挡。2023年全国碳市场交易价格为68.15元/吨，比2022年上涨了23.24%。截至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达到79.42元/吨，较2022年增长44.4%。这些数据表明，2023年全国碳市场的活跃度明显提升。

石敏俊指出，与欧盟等地区相比，中国碳市场的交易价格仍相对较低。例如，欧盟2023年碳市场交易价格为85.32欧元/吨（约合674.56元人民币/吨），最高为100.29欧元/吨（约合793元人民币/吨），最低为66.73欧元/吨（约合528元人民币/吨）。欧盟2023年碳市场交易价格约为中国的10倍。

石敏俊表示，“今年的价格可能会略高于去年。但从碳成本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交易价格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

石敏俊认为，碳交易价格的逐步上涨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体碳排放市场的真实情况，因为目前的价格主要反映的是电力行业碳排放成本。在他看来，碳市场交易价格与碳价并不等同。碳价是指碳排放造成的外部成本，也就是其社会成本。碳市场只是碳定价的一种方式，并非唯一方式。例如，碳税也是形成碳价的机制之一。

石敏俊指出，“这些机制不一定能准确反映真实的碳价。例如，许多国家的碳税税率可能偏低，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同样，碳市场的交易价格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不等同于理论上的碳价。”

碳市场的交易价格和碳价虽然有联系，但它们并不等同。碳市场交易价格只是发现碳价的一种手段，这个过程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市场的均衡价格。

碳市场扩容在即

今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全国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2月27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发布并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一政策的出台为全国碳市场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对碳排放权的分配、交易、核查、清缴等环节进行了详细规定，并设立了更加严格的监管框架。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表示，《条例》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第一部专门的法规，首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条例》的推动下，全国碳市场正加速升级扩容。上海环交所董事长赖晓明表示，中国的碳排放主要集中在发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八大重点行业，这八个行业也是全国碳市场最初计划覆盖的行业，占到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75%左右。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只纳入了发电行业。

石敏俊介绍说，中国碳市场建设采取了分步走的策略。从电力行业先着手是因为该行业在数据和技术方面的基础较好，同时市场规模和排放量都较大，这使得它成为碳市场的理想起点。

据国网能源研究院《中国能源电力发展展望2020》显示，工业和电力部门在2020年能源消费中产生了70%的二氧化碳排放。

石敏俊认为，如果碳市场仅局限于电力行业，那么随着大型火电机组的普及，发电企业的技术差异将缩小，各煤电企业的度电煤耗普遍降至300克以下，导致减排成本差距减小。

这可能会使碳排放成本同质化，降低企业由于减排成本差异而进行碳交易的积极性，进一步限制碳市场交易价格的上涨空间，影响碳市场的活跃度。

石敏俊表示：“为了提高市场活跃度，碳市场扩容是必不可少的。这将增加市场的多元化和差异化，为碳交易注入动力。”

他进一步解释说，从理论上讲，碳市场交易的驱动力在于企业间的减排成本差异。如果一家企业的减排成本较高，它可能会选择购买配额；相反，如果减排成本低，企业就可能在市场上出售多余的配额。

他认为，只有当市场活跃，碳市场交易价格能够反映减排成本时，碳市场才能激励企业投资和发展低碳技术。市场活跃度和价格信号是引导企业关注和采纳低碳技术的关键因素。

如果碳市场不活跃或碳价过低，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CCER）市场于1月22日重启。这意味着，全国碳市场进入到由全国强制减排交易市场和全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双轮驱动”的时代。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是指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自愿”属性，强化市场主体的作用。

生態環境部等部门联合于2023年10月发布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指出，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同组成我国碳交易体系。

該《办法》表示，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启动后，各类社会主体可以按照相关规定，自主自愿开发温室气体减排项目。プロジェクト减排效果经过科学方法量化核证并申请完成登记后，可在市场出售，以获取相应的减排贡献收益。

启动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有利于支持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项目的发展，激励更广泛的行业、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对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石敏俊指出，“CCER市场的重启有其历史背景，主要是为了消化之前清洁发展机制（CDM）留下的减排量。”

CDM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生物质发电、垃圾填埋气体发电等领域。

1998年，中国加入《京都议定书》，并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参与全球碳市场。2002年，中国第一个CDM项目诞生，至2012年，中国已获得欧盟批准的CDM项目超过3000个，位居全球首位。

2012年欧洲经济低迷，《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结束，碳减排配额（CER）供大于求，价格下降，导致中国参与国际CDM机制受限。于是，中国开始筹建国家自愿减排交易市场（CCER）。

2017年，由于市场交易量小和部分项目不合规等原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暂停了CCER项目的审批备案。但已发行的CCER仍可在地方碳市场交易。

界面新闻注意到，2020年12月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规定，CCER“抵消比例不得超过5%的经核查排放量”。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碳市场中，排放企业可以使用CCER来抵消一定比例的碳排放配额。但抵消比例上限为其年度经官方核实确认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5%。

石敏俊表示：“5%的比例并不高，对促进碳市场交易的直接影响有限，但确实为市场打开了一个缺口。”他认为，设定较低的比例是为了避免市场过热和潜在风险。虽然5%的配额在整体交易量中占比不大，但它标志着强制减排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之间有了理论上的联系和交易衔接。

石敏俊还指出，由于交易量有限，CCER进入碳市场并不容易。“CCER市场仍然需要其他动力机制来推动发展。仅靠碳市场的作用可能不足以激发CCER市场的活力。未来，CCER市场的发展可能需要依赖于更多元化的激励措施和政策支持。”

全国碳市场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过去十几年间，中国一直在积极构建和完善碳市场。2011年，中国首次提出利用排放权交易管理二氧化碳排放；同年，国家发改委选择北京、天津、上海等七个省市进行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试点。

中国碳市场在稳步扩大覆盖范围和深化市场机制发展，但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赖晓明指出，“作为一个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新生事物，与发达国家成熟的碳市场相比，全国碳市场目前面临着行业覆盖范围单一、交易要素单一、市场调节机制尚不完善、市场活跃度不足等问题。”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碳市场自建立以来的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为4.42亿吨、累计成交额为249.2亿元。相比之下，欧盟碳市场仅2023年内的成交量就达到约75.39亿吨、成交额约6248.8亿欧元。全国碳市场的换手率仅在3%左右，而欧盟碳市场的换手率高达417%。碳市场换手率反映了碳市场的活跃程度。

石敏俊认为，“欧盟碳市场与中国碳市场存在本质区别，尤其在减排目标和发展阶段上。这一差异也影响了两个市场的政策设计和操作方式。”

欧盟碳市场（EUETS）自 2005 年开始运营，是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规模最大、成熟度最高的碳市场。2023 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占据全球碳市场总价值的约 87%，涵盖发电、供热、能源密集型产业、航空和海上运输等行业。

相比之下，中国碳市场起步较晚，仍在逐步完善和发展。石敏俊指出，欧盟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碳排放峰值，目前的重点是减少总量，即总量减排策略。中国尚未达到碳排放峰值，当前的政策主要侧重于控制碳排放强度，即降低单位 GDP 的碳排放量，而非减少总量。

石敏俊进一步解释，中国碳市场的设计基于碳排放强度，这是一个相对衡量指标，与经济活动规模相关。碳排放强度通过碳排放量除以 GDP 计算得出，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碳效率。“只要碳排放增速低于经济活动增速，碳排放强度就可以降低。”在达到碳排放峰值之前，中国处于碳排放总量增加但强度下降的阶段。峰值过后，中国将转向总量减少的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碳市场的政策和做法也可能调整，以适应新的减排目标和国际承诺。为了进一步建设和完善中国碳市场，赖晓明提出了建议：持续加强顶层设计，全面落实《条例》要求，完善配套政策制度；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遵循“成熟一个，覆盖一个”的原则；丰富市场功能，引入有偿分配、多样化交易品种、主体和方式，建立市场调节机制，激发市场活力；加强市场交易监管，保障碳市场健康平稳有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