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账户撬动大资源：衢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详解

作为全国首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浙江衢州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包括基于“碳账户”的转型金融应用等。人民银行衢州市分行近日向记者详述了“衢州经验”，并分享了深化发展计划。

问：在绿色金融改革领域，衢州有哪些可推广的经验？未来如何升级试验区？

答：衢州作为钱塘江源头，承担着保护生态的重任。但传统工业和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矛盾。开展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意义重大。

自2014年起，衢州围绕环境金融、转型金融、生物多样性金融、绿色普惠金融四大领域，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在环境金融方面，衢州探索出“生猪+开启、集美”等农业资源循环模式，形成绿色养殖新格局。在工业领域，衢州打造“化工+巨化”“钢铁+元立”等绿色转型模式，实现产业升级。

转型金融方面，衢州创新推出基于碳账户的5e数智体系，解决企业碳管理难题。生物多样性金融方面，衢州以“全国先行标杆”为目标，夯实政策支持、技术赋能等基石，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

我们创新构建了《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指南》，在 COP15 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上全球首发。目前，开化县 12 家金融机构已完成试点，将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管理纳入信贷管理的全流程。

通过政策激励，我们建立了涵盖财政、信贷、保险的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形成互促共担机制。围绕生态空间拓展、生态系统修复、生态价值转化等方面，创新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产品服务体系，形成了“3+3”结构。

在科技赋能下，我们打造了生物多样性金融风险管理系统，帮助金融机构提高风控效率。我们凝聚共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生态环保理念。

在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方面，我们依托“标准先行、政策引领、创新驱动、科技赋能、共识凝聚”五大基石，持续扩大绿色金融服务的覆盖面，纳入更多普惠群体，形成了具有衢州特色的绿色普惠金融模式，助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通过标准先行，我们对普惠小微贷款用途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对标，建立了普惠主体绿色行为认定标准和依据，构建了绿色普惠金融监测标准。在政策引领方面，我们以江山市为试点，积极推动政府出台《江山市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试点工作方案》。

在创新驱动方面，我们大力发展绿色小额、消费、低碳农业等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贷款，探索“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复合贷款，在普惠贷款优惠利率基础上再让利 15-50 个基点。我们还打造了普惠主体绿色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在共识凝聚方面，我们引导居民养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建立了一套数据自动化采集、减排标准化核算、碳效分级化评价、积分场景化应用的个人碳账户体系。

下一步，衢州将继续深化基于碳账户的转型金融衢州路径，持续推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促进试验区绿色金融改革升级。

**基于“碳账户”的转型金融具体铺开方式** 碳账户金融包括五大功能要素：碳排放e本账、碳征信e报告、碳政策e发布、碳金融e超市、碳效益e评估。 碳排放e本账全面系统记录经济主体的碳排放。通过在线监测用能数据，保障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聘请专家团队核算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确保数据核算的科学性；建立评价体系，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碳征信e报告对市场主体进行精准的“碳画像”。报告经主体授权后，金融机构可查询使用，从而识别低碳资产。 碳政策e发布旨在提升金融机构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货币政策、信贷政策、财政政策等政策工具，实施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 碳金融e超市为市场主体提供从需求申请到办结反馈的全流程在线金融服务。 碳效益e评估对每一笔贷款的减碳效果进行精准计量，为政府、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提供可验证的在线检视服务，支持治碳管碳工作。

截至目前，我们基于碳账户发放的贷款已达 887 亿元，其中个人碳账户贷款超过 100 亿元。

问：未来对此还有哪些工作安排？

答：下一步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碳核算从概算到精算转变，碳评价从间接到直接转变。我们将提升能源在线监测水平，实现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碳核算由企业级向产品级转变。对重点企业的碳效评价由企业概算向产品精算转变。
二是深化重点产品碳排放基准值测算。我们将联合高校和专家团队，建立钢铁、水泥和特种纸等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碳排放基准值。
三是建立重点行业的转型金融标准。我们将按照“动态监测法”构建重点行业转型金融标准，遵循碳金融应用的“三可”原则（可操作、可计量和可验证），用于金融机构精准识别转型活动和转型资产，最终形成基于碳账户的转型金融衢州路径。

问：随着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推广范围的扩大，二者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当前推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的主要难点、痛点何在？

答：一是缺乏统一清晰的绿色普惠金融标准。我们现行在用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主要是基于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下发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该目录编制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最”和“三重大”，即绿色发展最重要、最关键、最紧迫的产业，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政策。绿色金融工作成果更多地体现在“四大”，即大城市、大银行、大项目、大客户，而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主体则面临准入排斥，获得绿色融资工具支持力度不足。当前绿色金融标准主要采用目录法定义绿色生产经营活动，缺乏度量绿色行为的定量技术指标，导致金融机构难以在操作层面上有效识别生产经营活动是否为“绿色”。
二是缺乏整体协调的政策激励手段。普惠主体的绿色行动显著依赖于激励政策，在绿色金融普惠化政策激励体系、碳普惠、碳交易体系尚未完备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是很难从绿色普惠金融中获得真实的财务收益。当前绿色金融下沉到普惠市场所形成的社会责任价值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普惠化的供给动能也不强。
三是缺乏有效的政策协同机制。尽管我国已在中央层面就绿色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多次提出政策倡导，各监管部门在政策细则出台与执行层面仍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由于政策合力尚未形成，普惠主体的绿色行为成本难以有效降低。
四是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与披露机制。绿色普惠信息涉及普惠主体征信信息、环保监察和执法信息，以及工商、税务、海关、民政、国土、环保等部门的政务信息，相较于大企业、大项目，普惠主体的绿色信息采集、管理、发布等仍缺乏规范有效的机制和渠道。由于普惠群体“小”“散”“多”的特征，其 ESG 表现、碳排放等数据收集较为困难，导致建立绿色普惠信息披露机制难度较大。